说实在的，在日本官僚与国会、政府的家族式关系模式下，国家政策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与中国十分类似。中国政府构造的特点是官、吏不分，党与政不分。譬如，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年轻时进入政府机关，从基层做起，如果升职到了县、市、省或中央行政机关的领导（包括正职和副职），就成了所谓的政务官了；当他到了一定年纪或任职期满（按宪法规定，行政首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10年），如果还有工作能力，就会经过选举，进入人大担当常委会委员以上的职务；贯穿这个人成功渡过公职一生的主线，是他能正确理解和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中国目前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腐败等等现象，都与这种议、官、吏一家的制度有关，也与一党长期执政所带来的惰性有关。不过，尽管日本官僚制从九十年代初显现出一些类似的弊病，但与中国官僚体制下的弊病相比仍是小巫。区别就在于日本政治制度整体上的民主程度比较高，任何政治决策与执行不能全然摆脱民意的制约。

　　再譬如，德国政府官僚的政党性比之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曾有“行政机关政党化”（Parteipolitisierungdes Beamtentums）的说法。在德国官僚机构中，行政决策的68％要受到高层行政官员的影响，而这些官员们的大多数都是某一政党的成员。36 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多少与科尔（Helmut Kohl）为总理的联盟党长期执掌政府（从1982年至1998年，科尔因此成为德国历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的总理）有关。不过，在德国，这一问题没有在日本严重，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日本长久，区别在于德国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终究可以取而代之，也就是说，政治家之间的对立最终可以使行政忠诚转化。

　　为解决官僚制的弊病，有的日本政治家和学者提出要引入英国式的政府原则。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提出了一些主张，例如他认为，政务官应自己进行议会答辩，不要让官僚代答，自身要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负责；官僚也只就自己份内之事负责，只扮演好助手的角色。37 山口二郎教授认为，在政党政治方面，日本与英国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党的“主体性”。主体性有政策和组织两方面内容。在政策方面，政党应具备自我决策的能力，只在细节问题上借助官僚的帮助；在组织方面，每个政党成员都应当服从全党的路线，不能形成独立的“族群”。从这两点看，日本的政党没有主体性，或曰日本的政党由于家族性传统，在构造上就不成熟。38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党政治，在一党操纵政治过程的情况下，社会政治层面上的政党构造不可能真正成熟，也即不可能真正体现民主制度的要求。在一党政治下，即使有民主，对于执政党来说，大部分也是装出来的，是对宪法无可奈何的服从。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很难设想像在日本这样，政治家居然会公开宣称国民享有的权利“过剩”，而同时这些政治家仍然能掌握权力、制定政策。39 如果这些政治家不是有把握在下次大选中能够再次平稳当选，他们就不敢这样说。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把握，不一定是出于对自己信念正确性的认识，而是他认识到，支持他们的一些固定利益集团和具有家族心理的选区民众总会投票选举他们。所以，官僚制的家族性归根结底在于日本社会本身，是社会传统决定了现时政治构造和政治过程。有学者注意到，外来的思想不可能使社会意识发生突然的转变；任何政治理念都是国民个性集中化、组织化的表现；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伊藤博文就指出过，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乡党社会”，“家”和“同族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40 所以，日本全社会都有一种“一家”观念，它阻碍建立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民主决策机制。

　　从上面谈到的情况看，日本战后政治舞台除在九十年代初有过短暂的社会党连立政权外，不管是“五五体制”还是“连立体制”，都是一党独大的局面。因此，日本政治制度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最大区别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势力，日本选民似乎缺乏其他西方国家公众那样的政治自我意识，而民主国家中选民的政治自我是形成两党政治的社会基础。还有一个令人感到奇怪和困惑的现象是：当一个在野党如原社会党有机会成为执政党时，它不去积极争取，反而却缺乏执政的勇气，立志甘作“千年反对党”，主动放弃这样的机会。41 可以这样说，如果日本政治舞台上不出现一个足以与自民党相伯仲的政治力量的话，不仅日本的代议制民主仍将保留集权现象，而且官僚制的弊病也不会根除，政治和官僚制的家族性特点也将会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