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参见[日]楠瀨正明：“清末におけるを立憲構想-梁啟超中心として”，载《史學研究》134号，广岛史学研究会，1979年刊出。

　　[5]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中译本，李荣泰等译：《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1991年版，第1页以下。

　　[6] 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的主要内容，可参见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7] 参见载泽“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载于《辛亥革命》，第四册，第24页。

　　[8] 东华续录“光绪朝二一八”，七月甲午的奏折。

　　[9] “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自日本归条陈宪政事宜”，《光绪政要》（卷三四），另可参照[日]長井算已：“清末の立憲改革と革命派”，载《歷史研究》第202号（1955年）

　　[10] 例如，达寿所引进的“国体”的概念，后来毛泽东也对其进行了再定义，从而成为了今天中国宪法学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11] B.I. Schwarts，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413.

　　[12] 参见沈才彬：《天皇和中国皇帝》，六兴出版，1990年版，第三章。

　　[13] 李文海：“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参见[日]鈴木安藏：《比較憲法史》，劲草书房，1951年版，第253页。

　　[15] 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6] 参见侯宜杰，前揭书，第253页。

　　[17] 参见梁启超：“宪政浅说”，《梁启超文集》卷二十三。

　　[18] 参见前揭书；另见楠瀨正明，前引文。在此须说明的是，国家法人说的见解“是以国家为权利主体，因此，遂为法律上的人格者。”美浓部达吉的国家法人说学说，可参见美浓部达吉著，欧宗佑、何作霖译，汤唯点校：《宪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 梁启超的立宪思想发生过很大的转折，从最初跟随康有为时保守的君主立宪思想，到亡命日本开始大力提倡民权自由，言论激烈，再到考察美国后，反对革命，放弃共和，返回主张君主立宪。参见亓冰峰，前揭书，第三章。

　　[20] 参见[日]长谷川正安：《宪法学史？讲座》，劲草书房，“日本近代法发达史”，1958年第七卷所收，第72页。

　　[21] 参见梁启超：“宪政浅说”，《梁启超文集》卷二十三。

　　[22] 即“多君世”、“一君世”和“民政世”。

　　[23] 参见“政闻社宣言书”，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20，第25页。

　　[24] 参见楠瀨正明，前引文。

　　[25] Human Rights in C ontemporary China ，by R.Edwards，L.Henkin &A.Jnatha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Y.1986，pp.151-152.

　　[26] 参见[日]有田和夫：《清末意識構造の研究》，汲古书院，1984年，第158-159页。

　　[27] 参见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从第一号到第二十七号，1902年到1906年断断续续的连载。

　　[28] 参见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文集》，第十七卷所收。

　　[29] 参见[日]中岛嶺雄：《中國》，中央公社论，1979年，第200页。

　　[30]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43页。唯该书译文为“剥离一切表层之后，自由主义就是宪政”。

　　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 凌维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