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在大陆朝野引起了争论。

　　一些来自信访部门的人士认为，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信访部门权力有限，主张强化信访，加强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则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提出了所谓的两访终访制。

　　毋庸置疑，信访制度确实为一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和渠道，但是，倘若这些建议得以实现的话，那将是大陆法治进程的一个倒退，信访制度权威确立之日，就是整个政府系统的权威和信用颠覆之时。

　　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修订信访条例或出台信访法，也不是如何加强信访制度建设，而是要不要取消，如何取消，何时取消。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权力要在公正、法治的框架内运行，不在于建立重床叠架的政府机构，而在于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在于国家与地方之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如果背离了这一政治原则，就只能不断地陷入增设政府机构，扩大职权和公务人员的传统之中。

　　在信访制度面临何去何从之时，不能再次陷入这样的困境和恶性循环之中。应该站在政治现代化的大局高度，来看待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

　　当一些人把信访制度当成中国特色的人权救济方式时，却忽视了如果从国家制度的大处着眼，现行信访制度的许多规定，其实是直接跟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出现了行政权僭越立法权或者司法权的现象。这既体现在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或者政策中，也体现在具体的实践里。这有悖于建设法治国家的大方向。

　　就《信访条例》而言，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对不遵守该条例第十一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信访人员，批评教育无效的，信访工作机构可以请求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将其带离接待场所，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收容、遣送或者通知其所在地区、单位或者监护人将其带回。

　　这实际上是一条涉及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任何行政机关和地方人大，都无权就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问题做出规定。因为按照《立法法》，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的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公民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更耐人寻味的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了以后，《信访条例》里还赫然有着针对信访人员的收容、遣送字样。

　　按照大陆宪法的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请愿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公民对于国家政策有意见，或者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利益，有权向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等政府机构表达自己的意愿。可是《信访条例》和一些地方性法规，对走访人数有这严格的限制。比如，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黑龙江省信访条例》规定，多人反映共同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需要采用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不超过五人的代表提出。沈阳市政府“关于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的通告”则规定，信访人员“不准组织、参加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访；不准组织或参加无同一上访理由的串联访”。

　　至于这些具体规定或者政策的合理性，且不管它，但就一个大国而言，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守法首先是政府守法。当然，可以问既然上访本身合法，为什么10或者6个个人一起去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就不合法了呢？既然信访包括来信的形式，为什么组织不同行业的人就某个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防止污染-向政府请愿就要禁止呢？但这不只是一个人个人数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组织串联访是否合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地方人大或者行政机关有没有权力作出这样的规定，有没有切实的机制审查它们的行为或作出的规定是否合乎宪法。况且集体上访已经是一种客观存在，而现行的信访制度却把所谓的集体上访排除在了合法之外。问题是，既然集体上访是一种客观存在，那怎么处理呢？难道定出个集体上访罪？或者是集体上访就不接待？好像又没有这样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