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面孔很多，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就曾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当然，他这里说的主要是实质正义，但此外，还存在林林总总的正义形态，包括一些正义的观念形态，其中一种就是互惠正义。互惠正义的观念及其实效性几乎跟“报应正义”一样古老，但这一正义观在现代仍有意义，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互惠的概念就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位有点腼腆而且口吃的当代思想大师，首先把社会理解为是一个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险，这种合作同时具有利益冲突和利益一致的结构，而正义原则主要就体现为一种公平的精神，能得到参与者的合理接受。这便离不开互惠，以便使社会成为一种“公平的合作体系”。

　　带着这种意识去解读第四次修宪，笔者透过条款规范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结构，以及某种合理的互惠精神。

　　首先是在私有财产权保障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体现了互惠正义。这两个制度的并立，显然是回应了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初步分层格局，力图建立一种能够适当体现社会财富之分配正义的法律框架。在这种框架中，财产权的保障，虽然在规范的意义上也同时保障经济弱者的财产权，但就其效果上必然趋于保障当下的财产秩序。而另一方面，修正案同时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补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则主要是旨在保护当下的经济弱者。这里存在着法律权利保护的“立场可互换性”规则。同理而论，这种规则也适合于演绎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

　　其次，仅仅透过私有财产权保障规范这一条，我们也可窥视到互惠正义的灵魂。第一款“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前加上“合法的”三个字，从法学的角度出发，看似累赘，想来多余，的确也给宪法解释学带来一些技术上的挑战，但似乎正体现了修宪者的一种政治思绪和智慧：不仅可以裁决普通民众与新富阶层就所谓“财产正当性”问题的角力，而且也给“私产入宪”之后，经济力量之间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格局的形成，埋下了宪法规范上的伏笔。至于该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就更显然体现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某种互惠、公益收用与正当补偿之间的某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