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角及意义

　　如果借用当下流行的修辞来说，54年宪法无疑是“美丽”的。它不仅曾凝聚了共和国伟人们的智慧，也曾寄托了新中国人民的美好理想；它不仅为我国现行宪法提供了正统性的根基，[1] 也确立了迄今我们仍在诉求的一些规范模本。[2]

　　但在半世纪的历史已被纷纷翻阅过去之际，如果还是怀着单纯的拜物教情感去纪念这部宪法，那么除了刻板地确认现行宪法业已奠立的正统性之外，则只能满足某种“一怀愁绪” 的心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红颜薄命”的宪法，一部曾被无情践踏、废弃的宪法，而它的命运，虽然可追究非常时期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但从规范宪法学的视角来看，也可发现其规范内部中所隐含的玄机。为此，只有省思这部宪法的内在状况，才能超度这部宪法的亡魂，彻底走出历史的梦魇，并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奠立现行宪法的正统根基。这也是德国现代许多富有理性精神的法学家们曾经做过的历史功课。他们也曾拥有过一部“美丽的宪法”，一部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以及社会国家的美好理念熔于一炉的，并被视为现代宪法之嚆矢和典范的宪法-1919年的魏玛宪法，但正是因为这部宪法最终无法避免此后纳粹政权的诞生和暴行，所以其规范上的漏洞就被战后德国的学者们所不断反思。[3] 这种反思的意义，显然大幅度地超出了缅怀和追忆。

　　二、宪法如衣服

　　回望我国1954年宪法，同样的深省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它与魏玛宪法具有类似的不幸命运，也不仅因为二者之间具有某种间接的血缘关系。[4] 在它诞生之际，亲自参与并主导了制定工作的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宪法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是有缺点的”。[5] 这种把宪法做为某种“衣服”的比喻本来并不新鲜。现代美国的比较宪法学家K·罗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在把宪法分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法”三种类型时，就曾分别将它们比喻为三种不同的衣服。[6] 中国近代立宪史上的统治者更是不约而同地把宪法当作自己政权的合法外衣，而在新中国54年宪法制定之际，中国人则期待这部宪法成为“天衣”，但毛泽东主席却意味深长地指出宪法的“天衣”是有缝的。伟人的这句话自然具有独特的语境，但后来却恰恰成为印证该部宪法命运的谶语。1955年，在它颁布不到8个月就发生了“胡风事件”，大规模的违宪自此开始；1956年，中共8大宣布提前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部“过渡时期”的宪法其实便在法理上失去了时间效力；与此相应，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信中建议“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7] 同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已成定势；1958年，毛泽东承认“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8] 而时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人大基本上停止活动，宪法被全面废弃。

　　那么这部宪法的“天衣之缝” 何在呢？盖德国内外学者反思魏玛宪法，虽然不乏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分析，但不少宪法学家最终还是具体地追究到其第48条第2款所确立的总统紧急权（Notreordnungsrecht）条款。[9] 反观我国54年宪法，固然其规范上的缺陷也有一些可指摘之处，[10] 如违宪审查制度等宪法保障制度的缺落，就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显例，至今仍是我国宪法的“阿喀琉斯之踵”，但笔者认为，容受了这种规范缺失之存在，并流贯在这部宪法规范体系内部的某种精神，则是更为重要潜因，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在其诞生不久之后毛泽东主席就对这部宪法所表露出来的那种轻慢态度。

　　之所以如是说，也是因为中国在近代以来立宪主义的展开脉络中，合法性概（观）念与德国等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众所周知，正当性（Legitimitat）与合法性（Legalitat）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乃是德国法治观念的一个重要机理，其中，前者涉及对权力行使的合理依据的价值判断，而后者则指的是符合实定法，体现了近代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为此在区分了二者的前提下，韦伯才认为合法性成为正当性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特色，而施密特则只能承认在非常状态之下二者分离。与此相反，自近代开始中国人就往往在没有“法治国家”这个“制度性事实”的前提下将正当性和合法性混为一谈，进而在无视宪法实效性的情形下直接将实定法的存在本身当作正当性的表征，为此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中，统治者竞相制定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并将其当作自己支配秩序的合法外衣，就不足为怪了。新中国的成立不可不谓开天辟地，但在54年宪法制定时期，也仍存在所谓“宪法工具主义”的倾向。[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