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J.Nedelsky（1996），前注2，页427－428.参较J.Nedelsky（1990），前注3，页211－216.并见前注35，且参阅本文第三部分。

　　[37] J.Nedelsky（1996），前注3，页203，224.

　　[38] 第19条第（1）款第（f）项规定，在各项基本权利中，所有公民都有获得、保有和处分财产权的权利，第19条第5款则规定了对该权利的合理限制。第31条第1款规定未经法律授权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财产，第31条第2款规定任何财产权不得为公共目的而被剥夺或征用，除非所涉及的法律提供了补偿。第31条第5款则规定了一系列免于补偿保障的情况。这一系列条款颇有后殖民国家的“兰开斯特宫”型宪法之风。参见A.J.van der Walt，“‘double’Property Guarantees： a Structural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1998）14 SAJHR 3560；T.Allen，“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Opening Provisions of Bill of Rights in African Commonwealth countries”in Proceedings：African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1993）vol 5，pp.321-340.

　　[39] 在制定南 非宪法时，印度的经验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这样看来最为重要的两篇文献分别是J.Murphy，“Insulating Land Reform from Constitutional Impugnment ：an Indian case study”，（1992）8 SAJHR 362；M.Chaskalson，“The Problem with Property： Thoughts on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Prop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mmonwealth”，（1993）9 SAJHR 388.

　　[40] M.Chaskalson（1993），前注39，页390.

　　[41] 同上注，页395.从这个角度看，卡斯卡尔森的观点与尼戴尔斯基的观点是一致的；见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

　　[42] J.Murphy，前注39，页395.

　　[43] Kameshwar Singb v. Province of Bihar AIR（37） 1950 Pat 392；Kameshwar Singb v. State of Bihar AIR（38） 1951 Pat 91（FB）；Charanjit Lal Chowdhury v. The Union of India AIR（38） 1951 SC 41.

　　[44] 参较J.Murphy（1992），前注39，页380-381；M.Chaskalson（1993），前注39，页391.

　　[45] AIR（38） 1951 Pat 91（FB）。

　　[46] J.Murphy，前注39，页380；该案最终判决是于1951年3月12日做出的。

　　[47] 参见比哈尔邦法律中对这类土地权利的定义，比哈尔邦的法律将土地和经济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

　　[48] 第31A款。

　　[49] 这些条款分别是对平等权、合理性和财产权的保障。

　　[50] 见第31B款。

　　[51] 关于印度宪法第一修正案，见V.N.Shukla，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5th edn.（Lucknow， Eastern Book Co，1969）， pp142-143，148-150.

　　[52] 见State of Bihar v. Kameshwar Singb AIR （39） 1952 SC 252.

　　[53] 参见Patanjali Sastri CJ at 2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