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都是开启新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

　　—伯尔曼 《法律与宗教》

　　引言-问题之由来

　　本文论题的由来，始于对《立法法》制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划分关系的关注。在《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中，对我国地方立法权的定位、能否以列举的方式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等问题，在学界有过持久的争议。[1]这些分歧意见，最终反映了对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不同见解。虽然《立法法》最终以法律保留条款代替了列举“中央专属立法权”的设想，但这些争议中所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并未因此而终结。相反，它再一次提示我们，在试图以审慎的深思熟虑建构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努力中，必须对单一制的法的内涵及其所能提供的制度空间作一深入的检视。

　　我国的经典宪法学理论在国家结构的问题上，深受联邦制“双重主权”理论的影响，习惯于用“双重主权”理论及“权力来源”理论解释两种国家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特征。[2]在这两种理论之下，两种国家结构的区别被绝对化，联邦制和单一制用来组织国家结构的手段也被对立化，在《立法法》制定过程中，对划分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反对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之一。[3]一种组织国家权力的方式一旦被贴上“联邦制”的标签，便会作为单一制的对立物而受到置疑。

　　笔者认为，“双重主权”理论和“权力来源”理论作为对国家结构的解释模式，对两种国家结构的起源或许是有说服力的，但对于今日世界的联邦制或单一制是否仍然适用，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考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做的仍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对于联邦制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联邦制的主流认识尚停留于对联邦制外在特征的描述，[4]且这些结论的得出多是以美国体制为蓝本的，在“双重主权”的理论之外，尚缺少对联邦制本质的有说服力的结论。总体而言，对联邦制的持久和系统的研究仍是缺乏的。

　　这种局面与联邦制在国家结构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对我国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探索也是不利的。在试图构建理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努力中，对两种国家结构形式的深入了解是必须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研究联邦制，将有助于我们反观单一制。唯有在充分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才有现实的依据，说何为联邦制，何为单一制，以及单一制“非如此不可”。

　　本文即是这一努力的一种尝试。本文尝试对不同联邦体制的分权结构作一比较研究，试图在比较之中发现各个联邦体制在用分权的手段组织国家权力上的异同之处，以及由此所揭示的联邦主义的内涵。笔者还试图在这一研究中发现，单一制和联邦制作为纵向组织国家权力的两种方式，彼此间可以具有的融通之处。

　　本文以下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联邦制分权结构的各个侧面进行比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在联邦制两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司法体制的组织，以及地区性政府之下的地方政府的地位。为了用一定的数量来支持结论的可靠性和普适性，本部分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十二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瑞士、德国、奥地利、俄罗斯联邦、印度、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进行比较。[5]

　　第二部分在比较的基础上对联邦制的分权结构进行分析，提出若干观察结论。这些观察结论包括联邦制的司法体系对联邦结构的功能，联邦制的开放性以及契约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关于联邦制的不同理论对联邦制组织国家权力的影响，美国联邦体制的独特性和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种国家结构的异同。笔者认为，联邦制在其两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历了从契约主义向国家主义的转变，今天的联邦制作为一种分配国家权力的方式，其实质是在两级政府之间进行公共事务最终决策权的分配。[6]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联邦制和单一制已不再非此即彼、彼此对立，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