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君臣上下全都清楚这法律这疏议这诏令连个“毬都不顶”，那又何必乐此不疲地轮番上演这出百无一用的修宪把戏？莫非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颜曾孔孟朱熹王阳明在内的“万世师表”们脑子里全都进了水不成！鲁迅曾以“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来形容中国的人和事，我则以为古往今来的所谓“修律”，其实骨子里无非是在演戏，不过对于个中奥妙，大家只能是“看透琢磨透但不能说透了”。

　　如此说来，莫非“刑”、“律”果真是“毬都不顶”一无所长了吗，恐怕也不尽然。中国古代的“刑”和“律”，始终与征服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在法律的起源上，就有所谓“刑起于兵”的说法。由于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派来来统治百姓的，所以取得和行使立法权本来就是取得话语霸权的最直接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一个新的统治者掌握了绝对权力后，往往先是改元给臣民一个新的年号，紧接着就要通过修律来追认自己取得权力的行为是“合法”的，甚至可能顺便宣告前任的“非法”。天下稍定，皇帝们又会根据需要决定如何运用刑罚手段维护自身的权威。因此，作为皇帝看家护院的手段，连“毬都不顶”的法律的地位的高低，需要根据目的不同而不断调整。

　　西北政法大学所在的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座校园雕塑对中国宪法地位的诠释，的确浓缩了五千年文明史的“人生精华”。笔者有理由相信，新时代的中国若按照雕塑的指引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把芸芸众生带回旧时代，带回到那个有皇帝来专门为人民服务的时代。

　　浦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