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2 Goldman， Merle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注释

　　1 知识精英是指那些以传播知识和技术为业的人群；经济精英容易被简单化理解，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可以列入精英范畴，其实只有那些具有经济支配力的人才具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文化精英容易与知识精英混淆，文化在此与知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类学意义上的「符号结构」，文化精英是渊源于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象征物，宗族族长、宗教领袖、家长等都是本文所指的文化精英。

　　2 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3 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 白威廉、麦谊生实证研究过中国社会市场化过程中干部的收入情况，他们得出结论，至少到1988年，干部的经济回报是正向的，在剔除了其它影响因素之后，干部家庭几乎要比平均农户收入高40%，因而就绝对量而言，官员的收入优势截止1988年并未消失，而且，官员收入的绝对量在更趋市场化地区也未开始下降（参见两人合着的〈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一文）。文章并未分析这些干部如何保持在经济收入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市场转型的特质即权力介入，能够进一步解释上述问题，因为市场转型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开始实行的，国家政策不仅影响到甚么人从制度变迁中获利，而且决定谁获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

　　5 陈军：〈令人担忧的「商而优则仕」〉，载《工人日报》2004年2月10日，第3版。

　　6 David S. G. Goodman在实证研究了山西的中产阶级之后断言，尽管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多样性特征，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仍然与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保持着高度的同构型，因此，这些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近代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David S. G. Goodman，1999年）。

　　7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对乡村社会宗族的复兴表示出某种担忧，认为宗族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潜流，如乡村基层组织的部分涣散、社会秩序的局部松垮、文化教育的滞后等（王沪宁，1991年）。但是，宗族的功能释放并未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强大，它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前完全被政治组织的整合力所消解，而9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经济组织以及经济精英成功补充了政治整合力下降的趋势，一句话，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已经衰落到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象征。

　　8 此处借用杜赞奇的「经纪人模型」，参见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类似的研究参见高勇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理论探讨〉，文章指出，「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丧失了双重的权利：土地卖与不卖，不由农民决定；即使农民要卖土地，也没有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按照征地制度规定，因建设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以市场价格出让。而征地时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极小部分，且这一小部分又由集体和农民两方面来分配，农民实际到手的利益并不多。」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4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