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教授：

　　欢迎应老师来给我们作报告。应老师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一就是应老师很善于夸奖别人，我在北大读博士的时候，经常在法制日报上发一些小豆腐块文章，可应老师说我的那些文章他非常喜欢。当时我作为一个博士生能够得到博导的如此评价，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第二点就是应老师是非常强调实务的，某种程度上法大的行政法就是深受应老师影响的。给应老师谈哈贝马斯应老师可能不太懂，谈哈耶克也不是很感兴趣，谈中国的法制发展与现状，应老师是很有他的独到见解的。

　　2001年时我主持应老师的讲座，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在场的有应老师，北大的姜明安，还有马怀德。当时的气氛很是热烈，在场学生向各位博导问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我回答的。我是主持人，当然感到很幸运，可是问题是这样的：“何老师，您是北大毕业的博士，现在在政法大学教书，请问您觉得哪个学校的行政法好？你要说实话”我很为难，马老师是法学院院长，姜明安是我的导师。后来我是这样答的：我说什么问题进行比较都要有可比性，北大和法大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可比性。北大喜欢拆，法大喜欢建。所以北大总是批啊批，法大总是不断的立法啊立法。至于我个人，以前喜欢批，现在是喜欢看别人批和建。下面欢迎应老师给我们作报告。

　　应松年教授：

　　今天我给各位说关于行政强制。共同行政行为的法制建设我们从行政诉讼法制定后开始考虑的。为什么在中国人对共同行政行为的建设感兴趣，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据我所知行政许可法全世界没有国家制定过，行政处罚法也只有欧洲两三个国家有。外国的很多法学教授不知道行政处罚为何物，他们不认为行政机关也能处罚。

　　行政处罚法大陆法系只有几个国家有，英美法系基本上没有。我们为什么这么注意共同行政行为，在之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需要优先考虑。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国家最早是在大陆法系不注重程序的国家里，为什么重视程序法的英美国家却没有，当然美国是特殊情况。大陆法系制定的早，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重视共同行政行为的制定，是因为中国所处的特殊地位中，这个地位是西方已经建立的的法制社会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共同行政行为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融合的，在单行法中规定这些制度，无需特别法制定。中国是从零开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我国的行政行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许可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不可能有很长的磨合时期，这里制定一个，那里制定一个。我们只能制定统一的行政许可法，然后在执行过程中不断修改与完善，这样才能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混乱。这也造成了我国的执法比西方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