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而对于“行政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抽象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的客体是具体行政行为，而非抽象行政行为，因此，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对行政诉讼的实践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范围与幅度，也涉及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鉴于当前行政法学界对其区分标准的不确定性、多元性、分歧性、模糊性和不彻底性，我们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一、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定义探讨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洁的说明。由于其突出了事物的本质，因而是区分事物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因此，我们应当首先明确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定义。

　　理论界普遍认为，抽象行政行为就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下同）和事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人和事作出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笔者认为，以人和事作为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来定义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不科学的。

　　首先，如果以人和事作为行政行为的对象，并以特定与否加以限定，则会排列组合成如下情况：

　　①特定人和特定事；

　　②特定人和不特定事；

　　③不特定人和特定事；

　　④不特定人和不特定事。

　　而在上述概念中，抽象行政行为仅针对第④种情况，具体行政行为仅针对第①种情况，对对于②和③两种情况，上述概念未作反映，可见上述概念的界定是不周全、不科学、有漏洞的。

　　其次，事项的特定与否不能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单独地以事项特定与否而忽略了人的特定与否来判断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徒劳无益的。即使事项特定，如果主体不特定，我们很难相信该行为是具体的；而如果事项不特定而主体是特定的，笔者倾向于该行为是具体的。

　　再次，法理学告诉我们，只有人才能作为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物和事只能作为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客体而存在。行政行为作为引起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行为事实，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作出的，只有相对人才能承受该行为所包含的权利与义务内容，而事项只是联系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媒介，是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我们不应把它与“人”等量齐观。

　　综上所述，理论界普遍认同的概念是有缺陷而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不特定的人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人作出的具有特定约束力的行为。可见，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标准在于行政行为针对的主体——人——是否特定。

　　二、理论界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区分标准的见解及对其评价

　　关于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理论界可谓是千姿百态，莫衷一是。综观理论界，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的见解大致如下：

　　1、行为对象标准说。该说认为，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区分的根本标准在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如果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对象作出的，则该行政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而作出的，则是抽象行政行为。以行政行为对象是否特定来划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是理论界的主流和通说，新近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是按此说来进行司法解释的。但是该说在无一例外地认为行为对象是否特定是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关键的同时，却并未从本质上区分何为特定与不特定，而是间接地通过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及其实施结果来对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