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抽象行政行为看作是为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提供前提与可能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例如交通法规、规章中规定的交通规则，是每个行人行走、车辆行驶过程中必须现实遵守的，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而不是什么可能与前提，至于违反交通规则引起的处罚关系，是另一个法律关系问题，而不是前一个法律关系的实现，所以说，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一样要产生现实的、直接的法律约束力。比如某市政府规定每个干部每月交几元钱作为什么基金的时候，则在创设某种关系，但同时也直接对每一位主体产生法律上的现实效力，直接扣除行为是它的执行行为，正是实现前述法律效力行为的体现，我们不能把执行甚至强制执行行为看作是直接的、现实的效力”。

　　（2）即使抽象行政行为不能直接适用，不直接产生效力，而具体行政行为能直接适用，能直接产生效力的假设是成立的，但由于能否直接适用标准，避开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点而偷换言他，我们对据此标准而得以区分的结果之纯正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正如为了区分男人与女人不是依据性别而是凭借诸如头发、衣着等标准一样，这是不能从根本上区别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

　　三、笔者的观点：权力、区域标准说

　　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人）作出的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对象（人）作出的行政行为，可见区分抽象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关键所在是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

　　我们知道，特定不特定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的，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既可表现为特定，又会表现为不特定，关键是要看其选择的参照范围和标准。我们认为，特定是整体中的局部、部分，它相对于整体而言，是特定的、具体的；不特定是就整体、全部而言的，正因为是整体、全部而非部分、局部，所以才显得不特定。比如就某市辖区来说，此区的居民相对于整个某市来说是局部的、部分的、特定的、具体的；而相对于某区来说，这些居民却代表着整体、全部，是不特定的、抽象的。可见，我们在探讨区分特定与不特定时应当选择一个固定不变的参照系，来衡量、判断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讲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否并非与对象数量多少成正比，它不是指主体对象的数量多少，也不是用主体对象能否可计量来衡量的，“因为主体的数量只反映行为与主体联系以后的客观结果，并不代表该行为与主体的联系形式，任何行为针对适用的对象都是可计算的，数量多少只是通常情况下的表象，不代表也不能代表抽象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就具体到某一行政行为而言，具体行政对象实际上比抽象行政行为的对象还要多，这是完全可能的。”

　　从本质说，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结果，可以说行政职权是行政行为的基础和本源，行政职权是行政主体行政管理的资格和权能，它“一般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职权名目、职权系属、职权方式、职权界限、职权对象……职权对象是行政权力所向的对象，即权力指向谁的问题”。据此，我们可将行政行为针对的对象特定与否转化为行政对象特定与否。而我们要判断权力对象特定与否只能在权力作用的范围（即行政权限）内判断。行政权限可分为地域权限、时间权限、事务权限、层级权限。我认为，真正对权力对象特定与否有意义的是地域权限，即行政职权适用、作用的行政区域。因为首先，行政区域（即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便于管理而将其领土划分为若干个不同层次的区域，并设立相应国家机关对其进行管理。一定的行政区域都有一定行政机关与之相对应，并且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大小是与地域大小相适用的，据此，我们可以行政权作用地域的大小及整体与局部关系来衡量行政权作用对象的特定与否。其次，地域标准是一个标固定准，我们以相对静止、固定不变的地域为标准来判断生活工作于其上的行为对象的特定与不特定也是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