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当证据使用，这必然使行政主体在依据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尽力避免问题三中前后两部分行政相对人均起诉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局面。从社会的整体效益而言，这当然更有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同理，问题四中提出的因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参照适用”而导致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于法律、法规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缺乏稳定性问题亦随着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证据化的性质被认定而得到合理的解决。

　　关于人民法院对行政规章的司法审查是否构成越权的讨论，即问题五，按照行政规章被定性为证据这一前提，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规章的司法审查的性质转变为对证据的审查。故，此问题亦不复存在。

　　故此，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若被划归诉讼证据这一范畴，其作用被限定为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起最基本的证明作用的话，那么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性质和地位就更为合理，也更有助于其作用的发挥。

　　参考资料：

　　①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第28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第15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张明楷韩玉胜主编《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2003年版）》第594叶（法律出版社出版）

　　王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