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不振根源在于初次分配
●高投资必然高储蓄和低消费
●改变分配格局需要经济转型
●提高国民收入比重
中国为什么消费不振?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陷,因此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的网,从而约束了家庭的消费欲望。
从这个角度开出的药方,多集中在二次分配领域,如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需要改善税收体系,增加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当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等等。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仍集中于二次分配的改良,依然未能找到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症结。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高投资必然导致高储蓄和低消费。因为投资的经济决定着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必然偏向于政府和资本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没有有效的二次分配调节的话,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从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推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于是,家庭形成的购买力越来越消费不掉投资形成的产能,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变成顺差。投资的经济必然走向出口的经济。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由2001年的174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如此下去,有一天外部需求真的掉了,这个循环就会告急。
寄望进一步加大投资,消化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强行要重续这个循环,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的储蓄怎么办?不是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更多的外需或者投资来吸收吗?这样走下去,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还会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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