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理说，农民工在哪家企业工作，这个负责任的“家长”理应是企业工会；为了让企业工会负起责任，地方政府理应是“大家长”。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不少“化加薪于无形”、“签订率低”等伤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显然，不少农民工成了没有“家长”的“孩子”。

　　6月21日，两条与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相关的新闻格外引人关注。据报道，珠三角地区加薪潮正在蔓延，但据记者调查，部分外企在加薪的同时增加了工作强度，化加薪于无形（据《国际先驱导报》）。另外，全国总工会报告称，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其中已婚者仅占20%左右。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权益受损严重（据《工人日报》）。

　　尽管目前正在蔓延的这股加薪潮是在此前一系列劳资矛盾背景下出现的，但还是让人欣喜：既说明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劳资矛盾的原因所在，也说明政府通过提高标准达到了为企业员工加薪的目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企业在为员工加薪的同时，却通过增加员工工作量变相收回加薪成本，让加薪几乎变成了一场秀。

　　变了味的“加薪潮”，其实是资本狡诈与强势的真实写照。如果企业不加薪，轻则员工流失造成用工短缺，重则可能导致罢工等极端事件。企业加薪，既是安抚员工也是顺应政策更是一种道德广告。这是资本狡诈的一面。资本强势的一面表现在，员工要想真正获得加薪，就要无条件服从于企业增加的工作强度，就要遵守企业制定的游戏规则。显然，这不仅说明某些企业的虚情假意善于表演，同时也折射出普通员工在企业加薪过程中权利相当弱势。如果企业加薪时与员工平等谈判，加薪不附加其它条件，加薪之后不增加工作强度，毫无疑问，今天就不会出现“化加薪于无形”这种情况了。

　　如果企业工会在这股加薪潮中真正扮演了员工“娘家人”的角色，敢与资本进行平等博弈，用法律手段保障加薪不附加任何条件，如果地方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切实为企业工会和职工撑腰，资本还敢玩“化加薪于无形”的游戏吗？当企业工会屈服于资本，当某些地方为了GDP对资本另眼相看时，卑微的工人面对强势的资本还能怎样？

　　企业化加薪于无形，这只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弱势的一种体现。全国总工会的报告为我们观察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提供了更宽的视野。无论是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还是80%农民工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都说明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急需改善。否则，不仅今天的农民工权益受损，而且今后农民工一系列人生问题更让人忧虑———生育、子女上学都与农民工权益相关。

　　从权利角度观察新生代农民工，其实他们都是需要关爱的“孩子”。今年端午节来临之际，温家宝总理在与新生代农民工座谈时要求“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应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年轻农民工”。这一句温暖之言让无数农民工和公众激动。的确，农民工长期为城市发展，为国家经济走出阴霾，做出了令美国《时代》杂志惊讶的贡献，可惜在我们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关爱。

　　“像对待孩子一样关爱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动员令，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主动承担起关爱“孩子”的责任。不过，这里也引出一个问题：农民工究竟是谁的“孩子”？从大的方面讲，农民工无疑是政府的“孩子”，但问题是，在关爱“孩子”时，必须要有更明确的指向，要明确具体的负责任的“家长”。但目前具体的“家长”是谁，似乎还不明确。

　　依理说，农民工在哪家企业工作，这个负责任的“家长”理应是企业工会；为了让企业工会负起责任，地方政府理应是“大家长”。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不少“化加薪于无形”、“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伤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显然，不少农民工成了没有“家长”的“孩子”。

　　新生代农民工究竟是谁的“孩子”？必须明确到具体部门和具体官员，并把农民工权益问题与官员政绩挂钩，让农民工不再钱途、前途两茫茫。（冯海宁 原题：要明确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