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诉救济的许可不应当与案件的标的价额相挂钩。排除小额案件获得上诉救济的金钱价值标准应当被降低到足以保证司法效率的最小限额之内。上告程序中的价值限制应当更趋灵活性，以保证那些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案件能够进入联邦最高法院。

　　——二审程序的重构应该与一审程序的强化结合起来。作为一般规则，控诉法院的审理应当依赖由一审法院最先获得的事实，并将其真正的任务集中于发现与纠正一审裁判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应当使当事人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在一审程序中已被正确认定的事实不会为上级法院所变更。

　　三、 德国民事上诉程序的新规则

　　在充分认识民事诉讼制度（特别是上诉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的基础上，改革法案的起草者对近十年来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进行了反省，指出这些措施并未触及德国民事诉讼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全局性的改革事实上是被回避了。通过提高上诉案件争议价额来限制上诉以缓解司法制度压力的做法，更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改革法案的起草者试图通过一场结构性的变革来推动德国民事上诉制度的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托以下几项关键的改革措施：

　　（一）独任制的扩大适用

　　根据德国现行法律，初级法院审理案件只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而州法院审理案件则是由三名法官组成法庭进行审理。不过在司法实践中，在州法院审理的案件通常会交由三名法官中的一位独任审理。相关的调查显示，独任审理的案件较之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和解率更高，而上诉率则更低。为了有效地区分合议制与独任制的功能，节约司法资源，改革法案赋予实践中的通行做法以法律效力，明确规定对于那些在法律和事实方面均非重大疑难的案件均交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不过对于那些疑难案件，改革法案依然保持州法院的合议制传统，以确保德国传统的诉讼原则——“六只眼睛优于两只眼睛”（sixeyesarebetterthantwo）能够继续得以适用，并且发挥合议制培训年轻法官的作用。

　　（二）上诉救济中价额标准的降低与废除

　　在改革法案中，作为一项原则，所有案件的裁判都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上诉救济。为此，尽管有不少学者基于降低上诉率的考虑曾提议把控诉的价额限制从1500马克提高到2000马克[14]，改革法案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提起控诉的标的价额从1500马克降至600欧元（约为1200马克）。同时，考虑到纠纷的标的价额不是一个评价案件法律意义的合理标准，改革法案规定了“许可上诉”（admissibilityappeal）制度。这就意味着，在德国今后的民事诉讼中，即使诉讼价额未超过600欧元，只要纠纷涉及到法律原则或该纠纷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法官也可以允许提起控诉。这样，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可能性就扩大了，而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就更加合理。与此同时，在上告程序中，改革法案也规定以单一的许可制来取代原有的“价额+许可”的混合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案件存在法律意义或者需要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最后的裁判以进一步发展法律或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都可以允许提起上告，而不再考虑案件的价额是否达到6万马克。

　　（三）上诉程序功能的分化

　　作为德国上诉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改革法案试图把上诉程序重构为错误控制与修正的机制（instrumentoferrorcontrolandrectification）。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改革法案规定那些事实已经通过一审程序得到完全的、令人信服的认定的案件在控诉审中将不会再对事实进行调查。这样，当事人新的攻击或防御方法仅仅当其在一审中未发挥作用或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在一审中提出时，才得以在二审中被接受。并且，控诉审法院在审查了证据之后，如认为适当就应直接作出判决，而避免将案件移送给下级法院，以加快诉讼的进程。另一方面，为使上诉程序对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将更具透明度，也更有助于提高司法管辖权的统一性。改革法案把联邦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界定在重大法律问题的厘清、发展法律以及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等方面，并试图通过把控诉审的管辖权集中于州高等法院。然而，后者一提出即遭到法官与各州政府的强烈反对，联邦政府不得不暂时搁置该计划，并采用了所谓“实验条款”（experimentalclause），允许各州政府在5年的实验期内决定是否采用该新规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