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程序对和解的容纳体现出这样一种立法考虑，那就是让双方当事人在踏上审判席之后再行三思，给予他们一个回旋的余地，此时若双方都认为无对簿公堂之必要，便可立即止步，就争议事项达成和解而避免启动一个不必要的代价昂贵的正式审判程序，从而为当事人也为社会节省了一笔可观的诉讼成本。这种和解一般在审判者的主持下进行，也有相应的程序规定，并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决非是“和稀泥”式的无原则的调和；而且，这种和解是一种包含理性与理智的行为，其前提是让双方当事人事先彼此了解真正的争点、双方的主张及拥有的证据状况，也就是说，和解的前提是双方充分沟通，只有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作出理性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中的证据开示制度便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民事诉讼中的“诉中和解”人们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它是基于当事人的处分权而产生的，是当事人行使正当处分权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人们在观念上要接受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它对刑事诉讼“惩治犯罪”的真实信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种制度却被美国等一些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美国被判有罪的刑事案件有90%没有经过审判。公诉人和被告达成一种合同，在法官许可的前提之下，公诉人同意以较轻的罪名起诉被告或向法官推荐较轻的刑罚，而被告也同意放弃其宪法第6修正案的权利，作有罪答辩。”[22].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也在进行着旨在取代或简化审判程序的交易实践。对于在刑事诉讼中实行该种“罪”与“罚”之间的交易的正当性问题，一些美国学者以行为科学理论（behavioral theories）来予以解释，认为对抗制作为一种冲突模式，本身就鼓励被告以一种“怀疑一切”的眼光使用各种方法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对于社会来说，允许对手分享利益和价值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因而是对对抗制的一种有益补充，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23]从该制度的现实实施效果来看，法院的积案压力大大缓解，诉讼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诉讼的公正性也能在一种大体相当的程度上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迅速实现；同时，法院在人们心目当中的权威也并未因此而受到损害。

　　由此看出，“诉中和解”和“辩诉交易”在“质”上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在审判权的强制推进中主张并承认当事人的合意的正当性与效力。该种合意是当事人自身的权利要求，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在观念上制度上就要予以认可和接受。这也体现了人们将其纷争交给审判者之后主张的一种“保留”权。该种“保留”权也正反映出人类“自治”的内在要求。这种“自治”是自由的必要前提，它不仅包含意思自治，也包含行为自治，即须对自己意志和行为负责。只有实现自治才能有选择的自由及达成合意的自由。对诉讼中的这种“合意机制”的认可不仅是对其工具价值——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承认，同时也是对其内在独立价值——凸现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弘扬人的自治的道德许可，这，也许是处于现时代的人们基于“以人为本”的理路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反思与批判精神——其对象不仅包括诉讼，还应包括我们周围的一切被“想当然”及被过分涂抹了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事物和现象。合意机制在诉讼中的引入，预示着解决社会冲突的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解决纷争的权限，而非指国家公权意义上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由“公”到“私”的复归。人类解决自身冲突开始是依靠自力，后来转向求助于公力，而后在公力解决过程当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反诸求助于自身，这种“轮回”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深思的“二律背反”。当然，这种“轮回”绝对不是简单的“回到原点”，而是一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态势。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社会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转换，同时，它也反映出人类所独具的“反思理性”也在逐渐地发挥作用。社会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人们也总是随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现实中对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包括解决冲突的方式）依据自身的需要作出相应的选择。作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力救济方式——诉讼来说，其发展走向必然要受这些选择的影响，而绝非是相反。或许，我们可从中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不管任何时候，真正能对人类产生永恒魅力的，仍然是，也将永远是——自由，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