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金成也认为，大城市虽然在吸纳就业能力和综合承载力方面很强，但大城市进入的门槛较高，农民在城里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生活成本很高，所以全家进城，会有很多人承受不了。毕竟他们的收入还处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所以从农民的角度讲，他不一定就想成为市民，拥有土地对他们来说会更有保障。因此在户籍选择上，要让农民工自由、自愿。

　　他认为，放宽户籍限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先从中小城市和城镇开闸，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按照纳税为条件，融入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了，不需要额外安排和帮助，只要消除或至少在就业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就可以了。”仲继银说。创新制度：稳步推进户籍改革

　　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策源地，其根本在于城市是“自由民的社会”。

　　在仲继银看来，这里的关键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要让他们能有足够的自由创业、择业和谋生方式。也就是降低人们创业和谋生的制度成本，就要清理一些不合理的税费，比如暂住证收费等，而破除城市公用事业供给的垄断是一个重要问题。

　　“现在这种垄断及带来的高额费用已使城市人难以承受，还怎么让农村人来承受?”仲继银说，当人们承受不起这种城市生活必须的基本费用之后，城市化必然受阻，人们就只能回到山沟里维持生存，也就谈不上扩大消费了。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李秉仁介绍，目前中国已达到城镇化中期的发展水平，正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68%，拥有6.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肖金成认为，要在如何提高中小城市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上下功夫。他建议，借鉴成都市的经验——“用宅基地换房，用承包地换保障”，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农村退出来的土地，进行新的开发调整，因此也能支撑一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到当地就业、落户所带来的支出。

　　但他同时提醒说，这个模式还在探索过程中，仅限于区域内，而跨区域和异地进行，还存在很多障碍。

　　仲继银认为，放开户籍之后，市场驱动的城市化能否自然而然地发生和顺利发展，关键在于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生产型转向服务型，从抓经济转向抓秩序。把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城市容易滋生的问题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

　　人口的城市化，背后是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尤其是提高个人收入水平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不是人为地建过于奢华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公园绿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