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借日本CAPCapitalAssetPlanning株式会社社长北山雅一先生来沪访问之际，本报记者就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分配制度和投资理财等方面的异同，对他进行了采访———

　　《上海金融报》：中国经济已有十年的急速增长，这其中高储蓄率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中国年轻人因观念、还贷等因素，储蓄率将下降。日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吗?储蓄率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

　　北山雅一：日本近20年也面临着年轻人储蓄率急剧下降的情况，现在日本年轻人的储蓄率同样是非常低。日本人通常会在60岁退休后增加自己的储蓄比率，平均大约为2800万日元。这中间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在乡村的话，由于日本目前的生育率并不高，每一对夫妇平均养育1.2~1.4个孩子，那么最终造成了房屋剩余的情况，最终双方长辈的房产都会由晚辈继承，没有必要有很多储蓄;但如果在都市，情况就和上海差不多了，由于房价太高，年轻人负担不起，大多选择租房，即使如此，每月工资中仍有很大一部分要花销在这上面。由于以上因素，现在日本年轻人的储蓄率与20年前相比确实下降很快。

　　中国储蓄率下降的好处在于，由高储蓄率向低储蓄率的转化正好符合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的大趋势。

　　次贷危机之后各国都采取各种各样的紧急经济对策。但是这些对策被认为大都太侧重于短期的需求政策，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世界经济的最大问题在于，美国的过剩消费和中国日本等国际收支经常顺差国家依赖设备投资和出口而过少消费的这种经济结构的矛盾。因此，对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来说，美国过剩消费体制的转换和中国等经常顺差国家扩大内需和消费是必需的。从这个观点上说，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经济从设备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和内需主导型进行转换。我认为也只有针对这个方向的经济政策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上海金融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客观上催生了投资理财的需求，您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理财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和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要自己解决住房和医疗保险，经济负担很重。对他们而言，投资不再是主动行为，而是被动的，也就是不得不去进行投资。您对他们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北山雅一：美国的理财规划financialplanning里面，优化投资组合assetallocation的重要

　　性被放在第一位。因为根据美国的研究，投资回报的变动里面，超过90%是由投资于哪些资产级别assetclass，也就是投资组合来决定的。投资的资产组合决定了之后，再来决定投资什么产品。所以说投资组合是最重要的程序。

　　对于投资产品，如果预料会有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话，股票的长期投资会比较有利。而国债等债券的投资，如果一直持有到满期，不能反映经济环境的变化，比如说即使经济增长很快，回报也只是当初规定的利率。而股票的投资回报则是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所以我认为对长期投资来说，投资有中长期高成长预见的股票是很有必要的。

　　《上海金融报》：亚太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催生出许多富人，中国历史上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日本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北山雅一：日本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最高税率是50%。而且相比第二代，第三代对家族产业的兴趣也更加低。日本也有类似的说法，“事业传不了三代”。由于日本的遗产税和赠与税非常高，因此与其关注如何使超富裕层的税后投资回报最大化，倒不如想办法降低他们的遗产税和赠与税。而为了降低课税金额，把遗产税和赠与税计算后的资产价值最大化，投资于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比较有利，怎样活用不动产投资，以及怎样活用历年赠与以及遗产继承时课税计算制度等等的这些有关遗产继承和赠与的设计策划的咨询业务，对超富裕层来说正在越发显得重要起来。

　　另外，由于日本正面临经营者老龄化，有关如何让经营得到顺利继承的咨询业务也越来越重要。例如他们会咨询家族内的继承是否合适;MBO管理者收购或EBO员工控股收购等方式由公司雇员继承;能否有效利用M&A企业并购等。私人银行在这方面的业务也渐渐地活跃起来。

　　《上海金融报》：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中国的社会将进入“老龄化”。这将触发哪些产业，哪些领域的投资需求和机会?

　　北山雅一：如果早的话估计2010年代后期中国将逐渐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白皮书的记载，在日本由于老龄化而带来事业机会的领域是，健康管理和医疗业务，养老院，家庭护理及相关事业，面向老人的衣料及无障碍商品Barrierfreegoods市场，休闲户外运动市场，生活文化市场，喜庆丧葬市场等。另外，面对退休人员和高龄人员的保险产品也是一块成长的领域。

　　《上海金融报》：日本现在非常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么产生的?是政府的主动行为，还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而不得不采取的?

　　北山雅一：中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分配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日本在发展的初期，美国的夏普先生制定了一个税收政策，保证日本不能出现大的贫富差距，这样说起来似乎是“公平优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夏普使节团日本税制报告书》对日本战后的税务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份报告书中指出，日本原来的税制问题在于，所得税虽是申告纳税制，但是有好多能让高额收入者合法避税的“漏洞”。另外由于账本的不详实而引起的漏税也很多。而改正这些就是当时这份报告的目的。另外对富裕层的资产另外课以财产税，并对以前非课税的有价证券转让获利等进行课税。同时，为了防止财富过多地集中在财阀手中，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最高税率也被提了出来。受了这些影响，1974年为止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一度达到了7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日本的高个人所得税税率是由政府主导进行的。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像中国这样的低税率将更加有利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产率能够得以发挥。目前日本的税率较高，年薪1800万以上税率为50%，这使得很多日本人没有动力继续努力，因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并不会带来收入上的大幅提高，这些钱都进入了政府的税务，工作的欲望受到了影响。

　　此外，增税必然意味着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对社会消费和经济发展就会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高所得税率会降低工作的进取性和积极性，中长期来说自然有可能降低经济的增长性。因此由增加税收来试图提高整个社会福利的政策不是一个好策略。从自由，平等，全球的观点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很重要。

　　《上海金融报》：您认为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地回避市场泡沫?

　　北山雅一：根据罗伯特·希勒先生所说，市场的泡沫是由市场参与者的“价格上涨所以要买”“买又导致了价格的进一步上涨”的这种趋势性的思考和反馈机制所引起的。人们在判断不确定的情况时容易有追从别人的判断的倾向，另外市场一开始启动了总会有让它正当化的故事产生，而且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形成共同论调，这些都是带来泡沫的因素。市场参与者，尤其是非理性的投资者对将来价值的预期，也很可能会促使短期市场泡沫形成。

　　这里，根据实体经济来判断，在中国由于过剩的固定资产投资而造成产能过剩，资源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紧张。另外过少消费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也难改缺少抵抗力的脆弱经济结构。雷曼破产事件后，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使得经济得以尽快恢复。但是，从中长期来说，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制度的改革、通过人民币升值等增强社会购买力、转换为消费主导内需主导的经济结构等举措都非常重要。只有经济中长期增长带来经济指标改善，才能使回避市场泡沫破灭成为可能，或者即使产生了市场泡沫也能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