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犯罪概念

　　[案情]

　　被告人：乔甲，男，18岁，待业青年。

　　被告人乔甲因家中人多房少不能住，于1993年6月到其叔乔乙家借宿。同年9月28日，乔甲在叔乔乙家午睡后，闲着无事，想找本杂志翻阅，就随手拉乔乙忘了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内有一叠崭新的10元面值人民币，乔甲顿起贪心，趁家中无人，偷偷从中抽走50元。由于乔乙大意，没有发现其抽屉内短少的现金。乔甲见第一次窃取得逞后，胆子越来越大，又分别于同年10月、1994年3月两次趁乔乙不在意，共窃取其人民币600余元。当乔甲又于1994年6月10日趁乔乙家无人之机，打开抽屉欲寻找现金时，不料被躲在家里逃学的乔乙之子乔丙发现，遂案发，随后乔甲家属代其偿还了乔乙的损失。乔乙曾到公安机关要求不要处理乔甲。

　　[问题]

　　乔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乔甲，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显著轻微，可不作犯罪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对乔甲宣告无罪。

　　[法理分析]

　　民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任何行为，如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时，均不构成犯罪，因此《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本案被告人乔甲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而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综合全案情况看来，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应不认为是犯罪。原因有三：其一，被告盗窃的是其同住亲属的财物，而且数额相对不大。案发后，被告的同住亲原乔乙不要求追究乔甲的刑事责任，而且乔甲的家属已对乔乙的损失作了赔偿，故乔甲的盗窃行为不像一般盗窃犯罪那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乔甲的盗窃数额虽达到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盗窃的数额是否较大，不是区分盗窃罪与非罪界限的唯一标准，还应综合其他犯罪情节考虑。被告人乔甲采取的是趁乔乙不注意而秘密窃取的方法获得财物的，不像其他盗窃犯罪分子那样用拔门撬锁、挖墙掏洞等性质比较恶劣的手段，并且乔甲每次窃取的财物数额很少，而不是将所见到的乔乙财物全部拿走，因而综合本案的全部情况看，乔甲的盗窃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其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要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所以，乔甲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法院对被告人乔甲作出无罪判决是正确的。

　　四、犯罪主体

　　[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21岁，某食堂炊事员，担任炒菜工作。

　　被告人张某于1992年3月至1993年5月期间，利用其在食堂帮忙卖饭、菜的机会，多次私自截留饭、菜票，共合计人民币700多元。尔后，被告人张某通过刘某、李某、王某将这些饭、莱票销售给个体户郑某，从获赃款600余元。被告人张某已与其他人将赃款全部挥霍掉。

　　[问题]

　　犯罪构成的主体要件有何特征？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张某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应以贪污罪论处。

　　[法理分析]

　　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主体是指实施犯罪行为，依法对自己的罪行应负刑事责任的人或者单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作为犯罪主体的人，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才能成为犯罪主体。任何犯罪行为，都是一定的犯罪主体实施的。没有犯罪主体，就不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可能有危害社会的故意或过失、从而也就不会有犯罪。具体而言，首先，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刑事责任年龄是指法律规定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大致可分为：第一，未满14周岁的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第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都应当负刑事责任。其次，刑事责任能力又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所谓刑事责任能力，就是指一个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亦即一个人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并自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例如《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最后，犯罪主体依照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的不同要求又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责任能力，是任何一个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的条件，只要具备上述条件的犯罪主体，是犯罪的一般主体，除此以外，还要求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构成的犯罪主体，是犯罪的特殊主体。犯罪的主体从其在定罪量刑上的作用看，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殊主体和影响刑罚轻重的特殊主体。

　　依照上述犯罪构成主体要件的基本特征分析此案，张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而不是贪污罪，因为被告人张某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刑法》第382条规定：“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那些直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和农民并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张某担任食堂炒菜工作，从事服务性劳务工作，不具备贪污罪的主体身份。

　　本案中区分是否具备贪污罪主体身份的根本标志在于被告人是从事公务还是从事劳务。公务是依法担任公职或受托暂时担任公职的人员从事管理国家和集体、社会事务的职务活动。而劳务则是工人、农民、私营工商业者直接进行物质生产或提供劳务的活动。对张某来说，他作为一名食堂的炊事员，属于服务性劳务人员，其经常在食堂帮忙卖饭、菜，收饭菜票的行为显然不是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因此，张某也就不可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法院判决对张某行为的定性是错误的。

　　五、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案情]

　　被告人：胡某，男，28岁，农民。

　　被告人胡某之妻唐某系四川人，多次与其好友张某（女，22岁，未婚）通信，说河南生活条件好，她仅利用农闲帮人加工衣服，每月可挣500等。于是，张某也想到河南来，写信告诉唐某帮她找一合适人家，并要胡某到四川接她，胡某在临去四川之前找到邻村青年周某说要为他从四川介绍一个媳妇，并要求周某提供500元作路费，周某满口答应，遂给胡某500元，胡某到四川后，听张某说，她表妹陈某（21岁，未婚）也想到河南结婚，问胡某是否可以带她一起去，胡某随即应允。回到河南后，胡某将张某介绍给周某为妻，又将陈某介绍给其一个远房亲威梁某为妻，并以分担路费的名义，向梁某索要现金500元，梁某因胡为其介绍对象而非常感激，要多给胡某200元，但胡某只收了500元。张某、陈某二女均感婚后生活很满意。

　　[问题]

　　胡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胡某虽然将张某、陈某两位妇女介绍给他人为妻，又收取了他人的财物，但由于被告人胡某不具有出卖妇女的目的，又未对妇女实行拐骗贩卖的行为，因而不构成《刑法》第240条规定的拐卖妇女罪，胡某的行为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法院依照刑法第13条规定，宣告胡某无罪。

　　[法理分析]

　　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因此，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主观上同时具备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时，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备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则不可能构成犯罪。所以，是否具备主观方面的要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它包括犯罪的故意或过失、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关于此案，检察机关和法院有定性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对被告人胡某的行为是否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存在不同认识。我们认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被告人胡某的行为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因为：拐卖妇女罪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出卖妇女牟利的目的，而胡某不具有这一非法目的，根本未对妇女实行拐骗贩卖的行为，同样案件事实也表明，被告人胡某的行为目的是为他人介绍婚姻。尽管胡某在介绍婚姻时索取了他人财物，其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且形式也与拐卖妇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从总体上考察，胡某确属为他人介绍婚姻，而且索取的他人财物数量较小，其行为的目的根本不具备《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罪规定的必须具有出卖妇女牟利的目的，亦即不符合拐卖妇女罪的构成要件，不应以犯罪论处。[1][2][3][4][5][6][7][8][9][10][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