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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和中国被掳劳工达成的和解，将成推倒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西松和解”不如说是由日本支援人士代表的一部分日本民间群体与中国劳工代表的一部分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之间达成的和解。这群中日“蚂蚁”十数年来，通过日积月累的劳作，终于啃除了那岩石般的仇恨。

　　—— 王选(细菌战原告团原团长)

　　西松建设有力量影响现在的日本新政府。

　　——内田雅敏(西松建设和解中方律师)

　　2009年12月20日，山东济南，正在举行日本企业西松建设与中国被掳劳工补偿金发放仪式。

　　“杨济雷”--

　　“周贯一”--

　　“郑吉彪”--

　　这些名字很久没有被人念过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叫这个名字的人，他们有的人还活着，但大多数都已死去了。不管他们曾经怎样活过，在今天，被念到名字的人，都被定格于65年前的一段苦难的历史--日本强掳中国劳工。

　　邵义诚是他们中间还活着的人之一。84岁的他脚步蹒跚地上前接过一个装有45366元汇款单的信封，同时也接过了一份迟到了十几年的和解。异国他乡、生离死别、日夜劳作、饥饿伤病、奴役杀戮、惊悚恐惧、死里逃生，所有这一切就这样消解了吗?

　　饱受争议的和解

　　李良杰大声斥责：“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两位白发劳工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

　　西松建设的和解是2009年10月23日达成的。邵义诚等7名二战被日本企业西松建设强掳到日本进行劳作的劳工、各已故劳工的遗属在和解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是中国民间自1995年就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进行司法诉讼以来达成的第二个和解。

　　邵义诚等人在和解书上签字之后，一起来到了当年他们做劳工的广岛安野，向着那个当年的发电厂，现在已是一片高楼的地方说：“伙计们，我来看你们来了!他们总算是认错了，我总算是给你们讨来了一个说法……”说着说着，老人不禁双泪齐下。

　　1942年11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通过了《关于向日本国内移入华人劳工之要件》，开始了政府主导下、军队和大型企业抓劳工的行动。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记载，从1943年3月至1945年5月，日本军队、政府和企业将在中国抓到的38，935名男壮劳力掳到日本国，把他们安排在35家大企业所属的135个作业场里劳役。

　　西松组(现西松建设公司)就是35家大企业之一。当年西松组获得抓中国劳工的名额是300人，但他们超额抓了60人，然后由军队荷枪实弹赶入“锦隆丸号”货船舱底，押转到广岛县山县郡加计町的“安野发电站”建设工地，开山洞修电站直到战争结束。

　　360名中国劳工在饥饿、寒冷、劳累、疾病、打骂、屈辱之下至战争结束，有29人死亡，负伤者112人，患病者269人次，终身残疾者至少5人。1945年11月底，幸存者才拖着残疾之躯回到祖国。

　　邵义诚没有想到的是，2009年10月23日和解的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巨大的争议，争论在2009年11月23日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针对中国国内的不同声音，负责西松建设和解的日本律师内田雅敏等和20多年一直支持劳工讨还公道的神户“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等专程从日本来到北京，召集中国劳工、民间对日诉讼代表及律师交流西松建设和解的情况，在这个座谈会上，“中国劳工联谊会会长”、曾被三井公司强掳到日本的劳工李良杰站起来大声地斥责：“你们就是为了钱，你们就是叛徒!”邵义诚勃然大怒：“你是英雄，你去做一点事情出来啊!”

　　现场顿时陷入可怕的僵局。两位80多岁高龄的白发老人的对吵让现场气氛几乎爆炸，中国方面参与细菌战诉讼、慰安妇诉讼和劳工诉讼的代表以及律师很快就分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肯定和解，一种是反对。

　　“花冈和解”，中国劳工诉讼与日本达成的第一个和解被拿出来和这次和解进行比较，肯定者认为这比花冈和解进步了，反对的则认为和花冈和解一样。

　　花冈和解是2000年日本秋田花冈中国受害劳工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达成的。1945年春夏之交，986名在日本秋田县花冈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河的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耿谆是当年暴动的领袖，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前后有418人。1995年6月，耿谆和11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一审败诉，上诉后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

　　庭外和解后日本鹿岛建设公司发表声明：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设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当耿谆得知了这个和解内容后，极度愤怒，他不能接受日本企业不认错、不道歉的态度，更拒绝领取所谓的“抚恤金”。

　　这个被中国主要原告人拒绝的花冈和解，西松建设原告的代理律师内田雅敏也是参与者之一。

　　那么九年之后争取来的西松建设和解，问题又出在了哪里?

　　中国律师康健是明确反对此次和解的，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核心条款是与花冈和解是一致的。仍然是一种救济性质的补偿，而不是赔偿”。

　　康健从1995年起一直为中国慰安妇、劳工免费代理对日本的诉讼，并且她还是西松建设信浓川作业场的部分劳工的代理律师。她认为西松建设安野和解虽然比花冈和解有了进步，写入了“向有关中国人的幸存者及遗属表示深挚的谢罪之意”，但西松建设仍然坚持自己“没有法的责任”。

　　“而在认为自己没有法的责任的前提下的所谓道歉、承认历史事实，都是空洞的和缺乏诚意的。”康健说。康健认为日本西松建设安野和解的律师在这次和解的性质到底是“救济”还是“补救”上面没能向中国的受害劳工说清楚，并且有误导劳工接受和解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