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北京市二中院正式受理包头空难案的第四天，代理律师郝俊波说，此次立案在意料之中却姗姗来迟，他为此已等待了近5年。

　　他透露，“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要求，就是本周二（18日）”。

　　【案件预测】

　　相信诉讼请求能得到支持

　　新京报：这次立案成功，是不是很惊喜?

　　郝俊波：这次立案成功早有心理准备，因为这次去二中院，法官们特别热情。

　　我当律师几十年了，从未受到过这样的礼遇，而此前三次立案都未成功。

　　新京报：为何受到这样的礼遇?

　　郝俊波：和最初受冷遇是一样的原因，可能是受到某方面的压力吧。

　　新京报：接下来的程序是怎样的?

　　郝俊波：立案庭的人把案子移交给审判庭，审判庭会通知我们证据交换或者进行调解。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调解要求，就是本周二。

　　新京报：有可能会接受调解吗?如果开庭审理要等多长时间?

　　郝俊波：如果被告的条件比较优厚，我们很可能接受调解。如果调解不成，一般的案件会在两三个月内开庭审理。

　　新京报：此次诉讼请求的索赔数额，从1.06亿增加到1.23亿，增加部分来源于哪儿?

　　郝俊波：是我们的律师费和一些利息。这次我有信心法院会立案，于是就把这些都统计了出来，我们前后为这个案件大约花费了1500多个小时。

　　我觉得这样的成本不应该由律师承担，而应该由责任人承担。

　　此前，我们考虑律师费从赔偿金里出，如果赔偿金被判过少，我们决定义务来打这个官司。

　　新京报：那家属的赔偿金有没有增加?

　　郝俊波：家属赔偿金增加一些利息。

　　新京报：除了索赔外，遇难者家属还要求被告公布包头空难的原因及经过等详细调查报告;在全国性报纸、电视台和网站等媒体上向家属道歉;在事故发生地为死难者建立一座永久性纪念碑等。这种要求此前在国内多见吗?

　　郝俊波：在民事诉状中，我没有见过这样的请求。一直以来，东航只是对责任人做了一些处分，比如警告、党内记过。很多家属都不知道具体是谁的责任，他们认为正义并没有实现。

　　“人亡必然家破”，家属不仅仅是悲恸，他们也希望纪念曾经的幸福和灾难。

　　希望法院能考虑到这次事件的实际情况，它毕竟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里面有很多教训。

　　新京报：你觉得诉讼请求都能够实现吗?这么一大笔赔偿，在国内没有先例。

　　郝俊波：我个人认为我们全部的诉讼请求都应该得到支持，我有信心。

　　【介入】

　　坐出租车偶然找到遇难家属线索

　　新京报：你和你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最初是如何介入这个案子的?

　　郝俊波：空难发生后十几天，美国的律师从网上得到情况，发邮件给我们，询问是否愿意合作做这个赔偿案。美国有一个“长臂管辖”原则，只要和美国有某种最低联系，就可以在美国起诉。

　　在包头空难中，通用是美国公司也是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因此可以适用这一原则。

　　新京报：然后你就开始联系家属?

　　郝俊波：不是联系，是寻找。我跑到包头，东航空难处理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家属都走了。我一下就蒙了，但接下来就太巧了，像老天安排的一样。

　　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刚巧不久前拉过一个空难死者的妻子，而且还记着她家住在哪里，几单元都记着。

　　这位高姓死难者的妻子，恰好与包头当地的空难死者家属保持着联系，我们把包头当地的遇难者亲属全联系上了。

　　新京报：遇难家属为何委托你来打官司呢?

　　郝俊波：东航当时许诺的赔偿很少，这也是家属把案件委托给我们的重要原因。他们觉得21万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买走了，大部分家庭都觉得不能接受。

　　【诉讼历程】

　　“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

　　新京报：你们为何选择在美国加州法院来诉讼?

　　郝俊波：美国是两级审判制度，一般来讲地方法院对公民利益考虑多些，联邦法院考虑大局多些。此外，东航有直飞加州的航班，庞巴迪、通用也在加州有工厂。

　　新京报：在美国的诉讼也是大起大落。

　　郝俊波：是的，我们把庞巴迪、东航以及通用共同列为被告，诉讼中，被告主动提出调解。

　　2006年11月，和解协议签署，在这份协议中，被告同意一揽子赔偿32位原告1175万美元，平均每位死者的赔偿约合人民币300万元。

　　我们觉得一切都搞定了，家属们也很满意，但没料到东航随后反悔，并向法院提出案件管辖权应该在中国。随后法院中止审理，我们只好回国起诉。

　　新京报：东航为何反悔?

　　郝俊波：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不会被遇难者家属和律师摆布吧———我们对此也一直猜测。赔偿的钱都是由保险公司支付，保险公司愿意赔付，东航不用掏一分钱，其他被告都满意。

　　新京报：美国法院中止审理，当时对你们的打击是不是很大?

　　郝俊波：当时，很多家属一听都蒙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会结果不理想，但是不至于不了了之。

　　新京报：有没有想到在国内立案这么困难，近三年都没立?

　　郝俊波：想到难，没想到这么难。

　　我们两次向北京二中院提交诉状，但法院都不收材料，也不作出裁定。2008年中，我们只好转战上海。

　　上海一中院倒是收下了材料，我当时还想有戏了。但没过几天，他们就把材料寄回来了，一同寄回的居然还有我的名片。

　　我当时哭笑不得，真像分手的感觉，法院估计想说“再也不想见到你”。

　　【索赔金额】

　　“要给生命的价值定一个公正的价格”

　　新京报：这个案子如果成功，会对今后类似案件诉讼产生怎样的影响?

　　郝俊波：这是国内法院受理的首起空难集体诉讼案，这让许多人关注了这一案件和中国的赔偿标准问题。

　　所以，即使法院不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我们也是成功的。

　　新京报：东航最初赔偿的21.1万元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郝俊波：东航是根据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赔偿的，这个规定中民用航空运输旅客伤亡赔偿的最高限额为7万元整。

　　但考虑到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化，以及和家属谈判，最后定为了21.1万。

　　新京报：根据目前我国涉及空难死亡赔偿金额方面的法规，空难受害人可以获得的死亡赔偿最多不超过40万元?

　　郝俊波：40万规定的前提是航空公司没有过错，但本案已经公布的调查结果中，东航有严重的过错，所以不受这个规定数额的限制。

　　新京报：本案中赔偿要求差不多是每位家属300万人民币，这个依据是什么?

　　郝俊波：在美国，空难是一案一判，但通常来讲150万美元是赔偿金平均数。

　　我们考虑到国内的情况，折中定了这个标准。

　　中国的赔偿标准相比太低了，生命是无价的，但是我们要给生命的价值定一个公正的价格。

　　新京报：现在原告是32名，还有其他十几名遇难者，他们是如何进行赔偿的?

　　郝俊波：他们都接受了东航的21万多元的赔偿，不再要求新的赔偿了。这其中，以东航的工作人员家属为多，还有一些人，不愿意再提起这件悲惨的事情，就放弃了诉讼。

　　有一对教师夫妻的独子遇难了，他们对我说，生活和钱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5年感受】

　　“这个案子有温度，背后是悲欢离合”

　　新京报：5年来，案子曲曲折折，有没有灰心不想干?

　　郝俊波：当然有，5年中很多律师加入又退出。

　　但我从最初接到这个案子，就觉得它非常有意义，一定会有一个“说法”，而且会成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我的付出是值得的，人一生是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的。

　　另外，这个案子和我代理的其他商业案子不同，它面对的不是专利、域名、商标这些冷冰冰的东西。

　　这个案子是有温度的，它背后都是人间的悲欢离合，我对这案子有感情。

　　新京报：罹难者家属对案子拖这么久是否有埋怨?

　　郝俊波：一丁点都没有，他们自始至终非常信任我们，而且遇到挫折时还安慰我，真的特别感谢他们。

　　赔偿只是一部分，要求政府公开空难调查报告，也是他们一直坚持的动力。

　　在这一事件中，各种信息公开的很少，我们就像在雾里，凭一点线索前行，很多家庭内心是悲愤和委屈的，空难详细调查报告应该公布，他们有得知真相的权利。 （作者：孔璞 薛峤 陈颖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