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面临的根本困境，就是人类与日俱增的需求与其生产能力及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能否成功协调好与需求-生产-资源之间的多边关系，并实现动态平衡，其实是检验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标识。

　　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规模，也一举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性质。人类对于煤炭和石油等碳基能源的大规模采用，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在物质消费、技术开发、生产制造、资源利用、能源消耗等方面的指数级膨胀的需求;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开始不断逼近地球承载能力的物理边界——无论是地表水、土壤和大气的构成，还是动植物及矿产的种类和数量，甚或太阳能在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中的分布，都已经大大改变，自然界在亿万年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精巧平衡也已被打破。很多不可再生的矿产和油气资源正在快速耗竭，地下水的水位在迅速下降，全球森林在快速消失，大量物种在快速灭绝，海洋渔业资源也正走向枯竭。今天的长江、黄河、湘江、珠江、松花江、淮河、太湖和滇池，已经变成有名的污水汇集地;影响人类健康的褐云，长期笼罩在中国东部、印度、北美和欧洲的上空。在辽阔的海洋上，距离海岸300公里的地方形成了一片片巨大的垃圾漂浮带，美国加州和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上，更是出现了一个面积有两个德克萨斯州大小的海洋垃圾场!

　　回顾人类二百多年的工业化历程，占全球总人口不足五分之一的发达国家先后步入了现代化，但为此付出的，却是全世界的资源和生态代价。过度的资源、能源消耗和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地球发烧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增加，使全球变暖的趋势不断加速，工业革命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只有280ppm(体积浓度：百万分之一)，目前已经上升到380ppm以上，而一旦浓度超过450ppm，地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增加2℃。到那时，科学家们相信，人类将陷入无法挽回的全面环境灾难之中。

　　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责任。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从此，绿色文明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2007年确定的“巴厘路线图”，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IET)、联合履行(JI)、清洁发展机制(CDM)三个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碳交易市场，并据此发展起相应的碳金融市场，确立了市场化手段应对气候变化、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效机制，明确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制度。

　　为了遏止气候变化不断恶化的势头，让人类的家园变的更美好，我们必须在确保人类共同福祉的前提下，从消费需求源头抓起，从产品生产过程、资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等各个环节入手，降低消耗，减轻环境灾害。由于全球人口规模的不断膨胀，对资源和能源消耗的总量削减目前并不可行，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控制消耗总量的增长幅度，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人们的需求预期和消费强度，减少浪费，逐步削减自身的排放总量，向低碳甚至零碳模式方向转变发展，要把我们这一代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限缩在自然界的物理边界之内，建构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持久的新型关系，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一样被尴尬的夹在了历史的三明治中间——我们本身就是别国历史污染的受害者，今天却又被别人看成了新兴的污染加害者。我们一方面要苦苦争取今天的发展权，同时却又要为明天人类的生存权承担起责任。

　　2009年11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森林蓄积量分别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和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也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努力，该承诺全面落实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切实履行履行其量化减排义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高度负责的精神。

　　截至目前，中国单位GDP能耗已在2005年基础上累计降低了13%，有望到2010年实现降低20%的计划目标，这相当于中国在5年内至少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又公布更进一步的高强度减排目标，充分显示出我国向低碳经济方向转型的决心，也体现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新能源问题上走的一条“科学发展”之路。这一目标的提出，一方面是我们自加压力，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实现中国传统上讲求的“天人合一”;另一方面，这也是在地球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作出的一种积极应对——这件事早晚都要做，早做比晚做好，成本也更小。

　　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又一重要时刻，相应的国际减排机制在后京都时代的基础架构将随之确立。这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变成自己实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全社会都应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把极其严峻的困难和压力转化为发展动力，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的低碳转型。

　　更重要的是转换观念和思路，主动出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好向低碳转型的准备，不但要在道德观念方面具有节制精神，还要在技术方法层面具有进取智慧，还需要有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意识，从而推动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建设以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低碳经济体系，转变现有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

　　这不但关乎我们的繁荣与福祉，更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