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重庆市“钉子户”事件的处理尘埃落定,披着自愿和解的飘忽外衣落下帷幕,凝聚了媒体的莫大关注,积攒了政府的多少“苦心”,千方百计之下总算使在《物权法》光环下得以艰辛挣扎的“钉子户”事件暂时平息,但“钉子户”事件折射出的法律、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却又何其多哉,对该事件的探讨依然在继续。就如救国救民时期对国民的爱国呐喊一般,“钉子户”事件释出了对法制的呐喊。
一、 公共利益如何正确界定。
反思嘉禾事件、钉子户事件,政府在对土地征收、征用的过程中,“公共利益”都成了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野蛮拆迁、强行侵吞的“挡箭牌”,为“公共利益”牺牲小我的利益是政府的不得已,这是某些官员所谓的冠冕堂皇的籍口。
我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第十三条第三款又一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就强调了充分保障公共利益的依法性,正式确立了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界定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确认了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宪法精神,不得因公共利益而无端使个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而必须通过经济补偿、换物易地等方式平衡两种利益。那么公共利益究竟如何具体界定呢?依上条宪法条款规定可知立法机关才是有权界定机关,而非行政机关,因此某区政府所谓的城市规划这一“公共利益”使政府迫不得已就有待商榷,规划的科学性、征地的必要性以及征收的面积都很神秘,一切都是某些官员和开发商在操作。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在没有或缺乏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实行土地征收、征用,或者对公民财产实行征收、征用,这种做法严重违背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除非有立法机关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作为法律实施主体,只能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通过实施法律的方式来实现法定的公共利益目标。就此而言,行政机关如果在缺乏法律授权时自作主张,擅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权利,显然超越权限,毫无法律依据。
因此,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土地征用、征收或者公民财产征用、征收的行政决定时,只能严格依据法律;如果行政机关仅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却不能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来证明其所实施的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被认定为因违法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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