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在对每一篇课文的内容进行讲授时，总要分析文章的论点、论据及论证。在当时，论点和论据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书上可以找到实在的段落，能够用红笔把论点、论据勾画出来。但是对于什么是论证，颇感困惑。在当时，觉得论证远不比论点、论据实在。这种困惑一直留在心里。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地开始明白，论证是一个过程，贯穿文章始终，是一篇文章的精髓。一个想法，需要通过严密的论证，才能够使用论据建立起理论的大厦。

　　戴孟勇的报告对我国大陆民法学界陈陈相因的“物权的优先效力”理论重新进行了思考。报告意在动摇物权理论的“常识”。常识并非不可动摇。当年哥白尼动摇了托勒密的“地心说”，使得人类摆脱了夜郎自大的愚昧。但是，对常识的动摇，实实不易。哥白尼及其当时的追随者、拥护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当然，在理论开明之当今，不用有此担心。不过，要想使人们摆脱已经有的“常识”，接受“新说”，无论“新说”正确与否，都需要大费口舌。因此，如何论证新观点，就应当是文章的重头戏。在“物权的优先效力”这样的话语下，绝大多数读者的观念中已经将这一观点视为理所当然，并且，在对别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物权的优先效力”无疑已经成了思考者的前结构。我也是如此。但是，我欢迎此种动摇。因为，中国大陆所谓之法学理论，有无传统颇值怀疑；即使有的话，也主要来源于继受。此种继受过程中充满了道听途说、误传误判。法律继受其实是很有风险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走出国门后，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奉为神明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是我们自己把想象中的理想冠之以“某某国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如果总是拾人牙慧，中国法学也无法获得自信、自立和自强。就像股票市场，我们总是买股票的小股东，那些发行股票的大股东，发售什么，我们买什么。至于这过程中有什么奥妙，总是不知。结果，总是大股东赚了小股东的钱。因此，我们不能总买别人的股票。我们也得发行自己的股票，让别人买一买。

　　在报告中，报告人借鉴王轶博士的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研究对象的问题属性。这是全文的基础。但是，报告在这里谈到的事实判断问题的概念以及随后所举的例子，与王轶自己所阐述的事实判断问题的概念可能存在不同。按照王轶在《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的报告中所举的例子来看，他所谈的事实判断问题，可能是指客观事实与法律规定的对应关系。但是，报告在此处所谈的事实判断问题，更类似于诉讼过程中与法律问题相对应的事实问题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还有待再澄清。另外，从报告整篇的论述来看，其所讨论的问题，可能还不仅仅局限于解释选择。或者，报告人在报告中没有将解释选择与所谓的此种选择所带来的体系效应清楚分开。按照我的理解，体系效应中包含的主要是价值判断问题。而在报告的论述中，很多内容都属于价值判断问题。

　　在具体内容方面，在我看来，报告论证最充分有力、最精彩的是报告第二部分中的“论点之一”。在这一部分，报告首先分析了“所有权优先于债权”究竟是一理论前提还是理论之总结。如果是理论前提，那么，用双重买卖来说明，本末倒置；如果是结论-的确可能是结论，那么报告分析了这一结论何以不可能和不必要。报告分析说：在双重买卖中，起作用的是债权的相对性以及物权的变动规则和物权的绝对性。针对可能的反驳：即作为一种习惯表述，是否可以将这种结论简称为“所有权优先于债权”，报告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即，如果此种简洁的概括可以的话，是否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处理”的法理？这可能是此部分论证更严密之所在。报告在此处提出了类似、但却没有总结概括为“某某优先于某某”的情况，使得本部分论证趋于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