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管理他人事务，须有合法根据，或受人委托或有法定义务，否则就有可能构成侵权行为，而无因管理则是一种例外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93条对无因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到损失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现代民事法律制度中，无因管理是为民事法律之债的发生依据之一，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制度一直与社会道德紧密联系，同时无因管理制度运用范围和实现程度体现着人类社会情感的文明水平。伴随着社会文明发展，社会文明愈高，人们情操愈高尚，无因管理行为发生就必将越频繁，笔者试通过本文对无因管理制度在实践运用中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

　　一、正确区别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

　　通常情况下，公民、法人的事务应由各自依法管理，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在没有法律规定或者约定的情况下，管理他人事务往往被视为是一种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从形式上看，由于都有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干涉或侵犯他人权益的情况，故在划分上存在一定难度。笔者认为，可以以行为结果为主行为动机为辅为标准判别两种行为。尽管两种行为均起于无因，但无因管理人从主观上看是源于为他人谋利益的善良愿望，并且也积极实施了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从结果上看，无因管理的受益人因为无因管理而得到了好处，从而避免了其在财产或人身上可能造成的损失，即管理人的行为最终是符合受益人的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的。而作为侵权行为人在“管理”他人事务时，存在故意或过失使他人法定权益受损的心理状态，客观结果上也确实给他人带来了人身、财产或其他权益的损害。在认定二者的区别时，必须将动机与结果相结合，而且应以结果为主要划分依据。有时，行为人有为他人利益管理事务的主观愿望，而且也付诸了行动，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没有使他人受益反而因此受到损害，这显然不能成立无因管理之债。另一方面，当行为人明明动机是侵权，但事实上却“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又反说是想为他人谋利益造成自己损害，这时应查明行为人动机并不可认定为无因管理之债。另外，只有完全行为能力人才能构成侵权行为之债的主体，但法律为了倡导社会良好道德，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也同样可以成为无因管理之债的主体。

　　二、正确认定“合理管理”。

　　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应符合本人明显或可推知的意思和利益，如果管理人明知或所推知本人的意思而违反其意思进行管理，且实际上也不利于本人的利益，则不但不构成无因管理，而且管理人还应负民事责任，因此管理人在履行管理行为时应注意管理方法和注意程度。但以怎样的方式以何种程度的注意才是“合理管理”？笔者以为在管理方法上应以利于本人的意愿和利益，在当时情形下是较为可行有效为标准。例如：甲途中见乙病发需救治，若甲租用或拦车将乙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这无疑是符合患者本人意愿和利益的，且是行之有效的。若甲舍近求远，将乙抬至乡下用土法治疗或求神拜佛以至延误了抢救，这显然是有违患者意愿实际又有损其利益的。在注意程度方面，应以管理人的管理行为使标的物经管理后所处的安全程度（或利益）高于原先状态及管理人无过错为标准。例如，王某晚上发现路边有一自行车，车上有一台收录机。因太晚，王某遂将车及收录机带回停放在院子里，准备第二天送派出所。次日，车上的收音机被盗，显然王某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但问题是王某是否因收录机被盗赔偿物主的损失？认定王某是否具有赔偿义务，关键在于其是否尽了注意义务，笔者认为王某的注意程度已达到“合理管理”，不应赔偿，因为王某经过管理行为将车及收录机带回停放在自家院里，使收录机比原先在路边的安全程度明显加强，且王某对收录机的丢失无任何过错，绝不能因王某的管理行为未达到最完美状态（将车推进房间）而要其承担赔偿义务。若王某将收录机带回家后，小孩玩弄而王某不阻止致收录机毁坏，王某因其有过错而应承担赔偿责任。笔者所以有上述观点及上文论及管理方法时称“较为可行有效”皆因无因管理行为是为义举，不应苛求管理者在行为必须采取完美之手段，因此笔者认为管理者只要符合上述标准即可认定尽到合理管理义务，即便发生损害，管理者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