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戴孟勇先生的报告挺受启发，感觉以前在很多时候没有经过反思就接受了一些结论，现在看有些结论未必是可靠的。学界总说我国民法学积累少，可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法学研究向前推进的时候，一些前提本身就是值得怀疑、应当拷问的，但却没有进行怀疑和拷问，从而影响了学术的积累。报告富有批判和怀疑精神，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因为重要的是“方向”，而非“结论”，因此，即使我们不同意报告中的个别结论，乃至所有结论，也不能掩盖报告的价值。下面提出几点意见，与戴孟勇先生和各位一起讨论。

　　一、关于“物权的优先效力”的问题属性

　　报告的讨论首先从确定讨论对象的问题属性入手，认为物权的优先效力属于“解释方式的确定和立法技术的选择问题，也即对于大量的交易关系中所可能产生的物权与物权、物权与债权之间的权利重叠和权利冲突现象，究竟采用何种解释方式在逻辑上才更为通畅，在理论上才更为圆满，而且这种解释又能够在立法上得到最佳表达。”这一思路值得赞同。以往学界对于不少问题的讨论，由于未能妥当地确定讨论对象的问题属性，致使无法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有效的论证。

　　“物权的优先效力”究竟属于何种类型的问题？我同意报告采用的分析路径，即从以往的著述或立法，包括物权法的专家建议稿以及立法机关的征求意见稿如何使用入手，进行分析。

　　不难看出，民法著述论及“物权的优先效力”，不管是采“一元说”还是“二元说”，大多不外乎是用这一论断来解释、表述相关的法律规则，以选择一种说法，简洁、明了地表达相关法律规则的寓意。当然，也有民法著述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如当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出现冲突时，何者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更优先一些？答曰：根据物权的优先效力原则，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源自物权，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则源自债权，故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比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更优先。此时即并非将“物权的优先效力”作为一个解释选择的结论来概括总结某类法律规范，而是径直将其作为一个作出价值判断的前提，去协调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冲突。

　　尽管如此，民法著述上论及 “物权的优先效力”，大多属于一个解释选择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该解释选择问题属于民法学上的解释选择问题，而非民法上的解释选择问题。在我的心目中，民法问题在法律成文化的传统之下，最终都要落脚在民法规则的设计上。但民法学问题，则没有这一限制，只要讨论的对象与民法有关，都属此类。民法问题肯定是民法学上的问题，但民法学上的问题却未必是民法问题。比如，中国民法学学说继受的特点是什么？中国民法学发展的源流如何？中国是否存在不同的民法学说流派？这些问题，只是民法学问题，并非民法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到民法问题与民法学问题的区分，与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界分，“理论研究”与“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界分，乃至于“理论研究的评判标准”与“民事立法和司法的评判标准”的界分都有关系。这些界分影响着我们对许多民法问题或民法学问题的判断，比如理论思考中完美的制度设计，是否一定是民事立法中最好的选择等等，都与此有关。此处暂不展开来讲。

　　以这一认识为前提，解释选择问题实际上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与民法规则设计有关的解释选择问题，旨在将存在、发生于生活世界的现象，经由民法术语的解释、描述，转换成为民法世界的现象，为民法调整功能的实现开辟道路。比如，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即属此类。此类解释选择问题属于民法问题，同时也是民法学问题。还有一类解释选择问题，着力于用何种简洁、易懂、浓缩“精华”的语言将一定的民法现象表达出来，易于交流、传授和沟通。民法著述上用“物权的优先效力”来总结概括物权与物权并存时、物权与债权并存时，民法协调并存权利之间关系的策略，就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