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了，维权的路反而变得简单。没有了劳动关系是否能认定的焦躁，没有了东奔西跑寻求公平的烦恼，“反正就是赔钱了”。

　　○百余风钻病人维权三个月来，病亡者徐泽志反而是最早拿到钱的人。尽管它不叫赔偿。

　　○如果以徐泽志为中心人物，他周边的病人还可以拉出一长串的“关系谱”。


　　在宾馆的房间里，徐泽志的二女婿贺伟斌抱着岳父的遗像让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图/记者周喜丰


8月23日晚。经过数天的折腾、谈判，徐泽志的家属、亲人都显得疲惫不堪。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戴高远 深圳报道

　　8月25日上午，一个名叫徐泽志的死者被推入了深圳一家殡仪馆的火化炉。下午，他被包裹着踏上了回家的路——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12组。

　　从5月底第一次到深圳检查身体，到8月底被亲人带回家乡，三个月;从入院抢救到宣告不治，9天。徐泽志的死让所有的人始料不及。

　　在百余名赴深维权的耒阳籍风钻病人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徐泽志死后仍无法换回一份“职业病诊断书”。而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他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

　　28万，成为徐泽志最后的命价。

　　职防院的门槛

　　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二。

　　徐泽志再一次踏上前往深圳的维权之路。这已是他短短三个月内第三次去深圳。前两次是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检查身体和拿胸片报告单。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会死在维权的路上。

　　本来，徐泽志准备在六月初一就去深圳的。他看到村里不少病人都去了深圳，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深圳方面承诺说7月底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这一趟有可能拿到一些补偿。

　　妻子黄兰香不放心他一个人，说天气又这么热，要他晚一天和干儿子刘阳贵一起去。

　　此时，徐泽志的身体状况并不好。

　　在家里，徐泽志经常一晚上没法睡觉，咳个不停，吐一大堆痰，第二天，黄兰香不得不找来拖把，把地面清理干净。与此同时，不寻常的是身体的暴瘦，根根肋骨凸现。

　　7月7日，徐泽志专门去了衡阳市南华大学附一医院照CT，结果显示为:双肺结核伴右上肺空洞形成及肺内播散。医生当天甚至没有给他开药，“说治不好了，花再多的钱也治不好了”。

　　回家后，徐泽志从别人那里借了两瓶清肺的药。在双喜村，这种药很容易借到，因为几乎每个肺有毛病的人都吃这种药。

　　药都是从北京邮寄过来的。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种药的广告后，买来试一试，结果发现，对付咳嗽的效果还不错，于是，它成为这些病人最为信赖的药物。

　　六月初二，太阳仍然暴晒。徐泽志带了几件换洗衣服，揣了800元钱，和刘阳贵踏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车。在车上，两个人聊起了维权的事，“把赔偿的事搞好，就回家”。

　　两人住在龙岗坂田河背村的扬马旅馆306房。这是一个私人小旅馆，一天的房费是30元或者25元。不到10平米的房间，一张床，墙上挂一把可以摇头的风扇，在炎热的夏天，还是闷热难受。

　　同乡们都住在这里，热闹而不孤单，有时候打点扑克消遣时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睡一间房，最多的时候睡4个人。两个人睡时，睡床上的出20元，睡地上的出10元;假如三个人睡，睡床上的两人每人出10元，睡地上的出5元。

　　徐泽志身体较弱，睡地上怕着凉，只能睡床上。

　　虽然深圳方面积极解决，但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7月30日，一百多个人因不满补偿方案，前往深圳市政府。中午时分，一场瓢泼大雨，人群中的徐泽志同样被淋得透湿。

　　第二天，多人出现了感冒发烧症状。徐泽志、贺运苟、李晓红三人身体虚弱，病情严重。

　　徐志辉说，从8月1日开始，他天天跟深圳方面的处理小组相关负责人打电话、发短信，要求安排重病患者住院。“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偶尔回个电话，可能是烦了”，徐志辉并没有得到“同意”的答复。

　　8月5日，维权民工专门写了一份诉求书，交到对方手上，再次要求将徐泽志、贺运苟、李晓红三人送进医院治疗，“他说要跟上面反映一下，这个不是他说了算的”。

　　8月7日下午4点多，在深圳市劳动局，维权民工再次要求安排三名重病患者住院。不久，职防院来了一辆救护车，“医生量了血压，听了心跳，结果说达不到住院条件，说是因为天热，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们当时就表示反对，要他写张字条，证明不够住院条件，他没写”，徐泽志的外甥刘韧回忆说。

　　病床上的抢救

　　目前，无法确定拒绝徐泽志入院治疗是否系上级的指令，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天，徐泽志没有踏入职防院的门槛。而在此后，维权民工多次前往职防院寻找这名医生，要讨个说法，“医院说他休假了”。

　　而在徐泽志入院抢救的次日（8月11日），职防院开着救护车到民工的住处将贺运苟、李晓红接到了医院。

　　黄兰香确信，丈夫的急性发病或许跟那场雨有关系。

　　徐泽志到深圳后，她天天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徐泽志跟她讲了淋雨的事。“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黄兰香安慰他。

　　但徐泽志明显没有食欲。“他不能吃饭，有时喝点水，饿了，就买碗稀饭。”徐的女婿王龙说。

　　但也有人认为，徐的急病可能跟淋雨没什么关系。“即使没淋雨，我们也都在打吊针。”刘阳贵对记者说。

　　发烧是尘肺病患者的普遍症状，打吊针是为了退烧。徐泽志到了深圳几乎天天打，每天三瓶，每次140元。住在扬马旅馆的耒阳老乡们，是附近的大小医院和诊所的常客。

　　徐泽志从家里带来的800元钱很快用完了。8月3日前后的一个晚上，他在楼梯间碰上了徐志辉，于是向徐志辉借钱:“老弟，借几百块钱给我，去打针。”徐志辉借给他1000元。

　　徐泽志或许感觉到身体的每况愈下，8月3日，他给在广州打工的女婿王龙打去了电话。王龙从广州赶来照顾他，他能明显感觉到岳父的病状不妙，“上个3楼，都要十多分钟”。

　　在被拒绝入院治疗之后，8月9日晚，老乡建议王龙去买个氧气袋。当天，王龙跑遍了坂田所有的大小医院、诊所，没有买到。徐泽志并不愿意花这个钱，认为自己还撑得住，不让王龙去买了。

　　王龙问了一个医生在哪里可以买到氧气袋，医生说要到卖医疗器械的地方才有。一个老乡告诉了他一个地方。10日中午时分，见岳父呼吸困难，王龙偷偷地跑出去，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到了罗湖区梅园路一家医药批发中心买了两袋氧气。

　　“幸亏买了氧气袋，不然，他在旅馆就会死去。”事后，王龙说。

　　徐泽志的病情急转而下，在8月10日晚。

　　吃晚饭时，徐志辉听到了王龙的喊叫:“老徐，我爸爸不行了。”瞬间，楼里所有的老乡慌成一片。徐志辉赶到房间，此时的徐泽志已经说不出话来，呼吸急促，半张开嘴不断地扇动，“呼呼”作响。

　　15分钟后，120赶来。徐志辉要求直接将徐泽志送往职防院。送到职防院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查，职防院觉得情况严重，要求转市二医院。当天晚上，深圳市卫生局、职防院等相关领导纷纷露面。

　　在生命的最后时段，徐泽志在职防院只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转到二医院时，医生说送晚了。为了维持徐泽志的生命，医生切开了气管，插入氧气管。

　　医生对家属说，市里非常重视，要求用最好的药、最好的设备、最好的技术抢救过来，并请最好的专家来会诊。“我们要求住院，你们不接，现在快要死了，你去救，有什么用。”王龙愤愤不平。

　　竭尽全力的抢救并没能使徐泽志的病情好转。18日下午前往医院探望时，徐的大女儿徐黎霞得到医生的提示:今天晚上不要走，你父亲只有5%的生还机会。

　　“医生的意思是要我们准备后事了。”徐黎霞说，当晚，一名护士还好心地给她指路，“那里有寿衣卖”。

　　站在路灯下，徐黎霞手足无措。

　　谈判

　　8月19日晚，黄兰香赶到深圳第二人民医院的ICU病房。见到丈夫徐泽志时，她从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身上竟然接了那么多管子。

　　“输液的、输氧的、心电图的，到处是管子。”还有一些她说不上来的管线。黄兰香无法忘记那几个“眼”（耒阳方言，意为“洞”）——为了挽救徐泽志的生命，医生给他“喉管开了个眼，胸部开了两个眼”。

　　氧气管直接插进了喉管，但这无法替代一个健康的肺。当晚9时05分，经过医院全力抢救，徐泽志被宣告不治。

　　生命逝去。黄兰香无法接受一个管子缠身的丈夫，她要护士把管子全部扯掉。

　　人死了，维权的路反而变得简单。没有了劳动关系是否能认定的焦躁，没有了东奔西跑寻求公平的烦恼，“反正就是赔钱了”。

　　20日下午2点半，在景田宾馆25楼会议室，家属和深圳方面负责处理此事的负责人坐在谈判桌前。

　　王龙说，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谈判。因为没有文化，也不懂法，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说些什么。

　　徐家提出要求按照农村风俗，将遗体拉回去土葬。这样的要求不合深圳法规，被直接拒绝。

　　家属们情绪激动，对方讲的他们不同意，就只有吵，拍桌子，流眼泪。“小孩怎么说得过大人呢？”王龙打了个并不恰当的比喻。

　　“我们提出要80万的赔偿，当然也只是一个要求。”王龙说，他们也知道，不可能赔那么多，但是，对方说只另加5万元，因为前面已经谈好补偿给Ⅲ级尘肺病人13万元。

　　“他们说这13万本来是给病人看病吃药的，现在病人死了，这13万就用不着了”。徐家坚持13万元之外另谈赔偿。

　　“除了人文关怀的13万，我的人已经死了，才值5万元吗？”徐黎霞说，“18万元，就能买条命？我们不让步。”

　　22日下午的谈判仍在吵闹中结束。结果，徐黎霞因为精神疲惫，加之情绪激动，差点昏厥倒地。深圳方面人士立即拨打120，将她送往附近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打吊针。

　　“他们帮我拨打了120，还交了医药费”，这让徐家人又感到了一丝温情。

　　23日，气氛较为缓和。家属要求不低于30万元。深圳负责谈判的人士提出在30万元的基础上再“破一破”。

　　最终，双方基本达成一致:深圳方面给予徐家“人道救助”28万元，这其中包括已经打入耒阳财政账户的13万元补偿款。

　　没有职业病诊断的“人道主义”

　　“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想想也算了。”徐的家人这样解释为何接受28万元的“救助金”。他们按深圳方面要求，以黄兰香的名义签了一份“申请救助书”。家属放弃了其他救助和赔偿诉求。24日下午，徐的家人领取了“人道救助金”。

　　百余风钻病人维权三个月来，徐泽志反而是最早拿到钱的人。尽管它不是赔偿，被冠以“人道救助”的名头，不过，家属表示不会再纠缠这些细节，“重要的是能够拿到钱”。

　　协议达成，死者的善后事宜也变得顺利。8月25日上午，遗体火化。下午，徐泽志的家人带着骨灰踏上了回家的路——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12组。

　　位于湖南东南部的耒阳，多为山区。在当地人看来，双喜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村庄。当地农田沙化严重，相邻的村子可以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而这里只能种植水稻;在耒阳市地下蕴含的丰富矿产资源中，没有任何资源属于这里。

　　徐泽志的房子建于1981年，与这个村庄的色调相近，没有装饰的内外墙看上去一片灰暗，这个家庭一直没有足够的金钱去装饰一下自己的房子。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南下的农民工，也影响着当地人的观念。

　　徐泽志以前是杀猪的，但后来，村里养猪的人越来越少。1995年，他几乎和自己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同时走上了打工之路。

　　1998年以前，他在广州一家电线厂。1998年开始，经村里的徐龙古介绍，到深圳打风钻。所有的危险被忽略，而如今，徐龙古已经死了。

　　黄兰香说，因为羡慕打风钻工资高，丈夫才决定去深圳投奔老乡，但在村里已算“出道”很晚的了。因为做事的人多了，工资被压低了，徐泽志一天有时只能赚五六十元。

　　那时，徐泽志一个月往家里寄两三百、三四百元。其余的，平时喝酒、打牌，也没剩下多少。虽然收入比进厂要高一点，但对家里的条件改善不大，新房子仍然建不起。

　　徐的两个女儿对记者说，她们十四五岁就出去打工，在电子厂四五百元一个月，城里的花销较大，也没赚到什么钱，“那时候《还珠格格》流行，小女孩子，看录像也要花钱”。

　　2003年，徐泽志回到家乡。他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干的原因是因为他怕了:“村里做过这个事的，死了好几个人了”。

　　徐家有三亩田，一个小池塘，可以养点鱼。女儿嫁了，在外打工，徐泽志夫妻俩在家带外孙。因为劳力不够，徐泽志夫妇自己种五六分田，保自己的口粮，其余的荒了觉得可惜，就给了村里关系好的人种。再种点菜，自己吃。

　　夫妻俩再没有其他的收入。有时，徐泽志还是要出去打工。这个家庭的想法是，因为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能赚到养活自己就可以了，“出来做一点不是很累的事”。

　　今年5月份，徐泽志还在广州的一家服装厂做包箱工作。这是一个小厂，厂里不太景气，事儿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拿1200元，没事的时候多，最低的时候只有100多元一个月。

　　但徐泽志明显感到体力不济。感冒、发烧伴随而来。王龙的第一个反应是:岳父可能是得了尘肺病。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生命的终结竟然来得如此之快。“慢慢地，家里的条件有所好转，负的债也慢慢地还上了。本来以为要在家里享一下福了，没想到这个样。”徐黎霞不无忧伤。

　　23日晚，记者前往他们在景田酒店的房间采访，亲戚们躺在床上、靠在椅子上，显得很疲惫。

　　徐泽志的大女婿王龙干过7年风钻活，在这次的检查中，级别为0。这是可能有尘肺病的显现。

　　二女婿贺伟斌也断断续续干过三四年，因为年轻，他的生活方式和岳父这一辈的完全不一样，干一天玩一天，在这次检查中，幸运的是没有患病。而贺伟斌的哥哥，患了Ⅲ级。

　　如果以徐泽志为中心人物，他周边的病人还可以拉出一长串的“关系谱”:弟弟徐小光，Ⅰ级;干儿子刘阳贵，Ⅲ级;小舅子黄兰志，Ⅰ级;外甥刘韧，Ⅱ级;刘韧的叔叔徐瑞宝，Ⅲ级;徐瑞宝的哥哥徐瑞乃，Ⅲ级;徐瑞宝妻哥谷运成（Ⅲ）、侄子徐小斌（Ⅰ）、姐夫王从成（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