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1]  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一直都是法学理论界争议颇多的课题。而随着不断的探索，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有了一定的通说。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在主体、对象和共同犯罪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难题亟待解决，笔者试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

    一、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理解

    受贿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本无争议，而且在理论上，都将其确定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范围已成通说[2].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93条第2款的理解上却存在着问题。

    我国刑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这里包含了三类人员：其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三，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三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必须从事公务，也就是行使公权。那么，就有了以下疑问：第一，在公司企业中哪些权力是公权，哪些事为公务呢？第二，国有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还是国家控股公司、企业？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哪些呢？第四，这些委派是以什么方式，是任命文件还是别的，是否有了任命文件就是从事公务呢？这些都使受贿罪主体在实践中的界定造成困难。那此如何认定这些问题呢？笔者对此款的理解如下：

    1、是否“从事公务”是界定是否构成受贿主体的关键所在

    所谓“公务”在辞海中解释为“公事”[3].是基于公权而行使的事务。也就是依公法所确认的权利而从事的事务，即为公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关于国家或集体的事务”[4].即为国家或集体办事。

    从以上解释和刑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要惩罚的主体应为“从事公务”的人，即为国家和集体办事的人，也就是说受贿罪惩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公权的滥用，维护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因此，主体是否从事公务是构成受贿罪主体的关键所在，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国家公务人员利用从事公务的便利，索贿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为受贿行为，所以笔者认为，只要是从事公务，即基于公权，为国家、集体从事事务的人，无论其身处何地，身处何职，只要利用这一公务的便利，就应构成受贿主体。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上至国家机关领导，下至村委会人员，只要从事公务，都被划入了受贿罪主体的范围之中。由此，笔者认为，对于公务的界定，结合全国人大的解释，应当有：（一）国家事务的管理；（二）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和发放；（三）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和发放；（四）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宅基地的管理；（五）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和发放；（六）代征、代缴税款；（七）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八）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等。[5]

    2、是否在国有部门工作，不是从事公务的必然表现

    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人员，并非都从事公务。如一般的工作。像推销员，一般工人等，还有一些国有控股公司的其他非国家股东等等，都不是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收受贿赂，不可一概而论为国家工作人员。同样，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如果从事前述公务，并构成受贿，同样也应追究其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是否划分在国有企业、公司、事业单位，还是在非国有部门，对于界定是否从事公务，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