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刑法分则体系的根据之一。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危害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程度也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就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行的轻重决定的。然而，犯罪行为总是具体的，如果法律规定不够具体严谨，也可能会造成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情形。本文以司法实践案例为素材，以分析法律对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规定的异同为出发点，试图阐明司法实践应如何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才符合“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问题。

一、先介绍两个具体的案例
案例一：张某为广东省某地一农民，非常懂得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可以说颇有艺术天赋。为了快速发家致富，张某曾多次利用仿制的假文物骗取钱财。2002年 2月份，张某与李某（一文物贩子）相互勾结，由李某冒充文物鉴定专家来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将仿制的两件明朝“成化”年间瓷器谎称真品以120万元人民币价格卖给江苏省某私企老板郑某。诈骗得逞后，二犯很快便将骗取的钱财挥霍一空。郑某发现上当受骗后，很快便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对犯罪分子进行了网上通缉。 2003年6月份，当张某和李某在河北某地再次行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后来，张某和李某分别以诈骗罪被江苏省某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
案例二：刘某，祖籍江苏省某县市，大学毕业后曾为北京某报社记者，后因违反采访纪律、非法收取他人好处被报社开除。刘某被开除后，仍恶习不改，经常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四处行骗。2003年5月份，刘某冒充国家教育部某副司级领导打着能帮助解决北京某些名牌大学录取指标的幌子先后到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等地进行行骗，先后共骗取二十位家长给予的所谓录取指标争取费用人民币180万元。后刘某冒充教育部官员行为被戳穿，刘某也以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被江西省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刘某冒充国家教育部官员招摇撞骗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并不比张某和李某通过倒卖假文物骗取钱财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严重，而刘某所受到的刑事处罚显然要比张某和李某轻得多。如此定罪量刑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呢？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我国刑法对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具体规定
（一）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罪归入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