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附性。所谓独立性是指其作为民事诉讼独立于其所依附的刑事诉讼的一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涉及对犯罪追溯的问题，附带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分开审理的。前者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判，是同一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所谓依附性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即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如果选择附带民事诉讼，其诉权的行使必须以与之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为条件，即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而成立。即使经济损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如果对犯罪行为没有进行追诉或者提起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因追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而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进行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有效期限。要解决的是被害人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是否享有胜诉权的问题。附带民事沂讼时效既不是民事诉讼时效，也不等同于刑事追诉时效。因此，具有独立性，但是就程序和条件而言，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与刑事追诉时效只在形式上有区别。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时效具有依附性，而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时效。
3、有权追究犯罪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被害人，可以有选择地行使诉权，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民事赔偿。两者诉讼时效计算是不同的。如果被害人选择民事诉讼方式要求犯罪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当然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诉讼时效。倘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论是随公诉案件提起还是随案件提起，其诉讼时效都应当依照刑事追诉时效计算、因为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应当从属于刑事诉讼，只要刑事追诉时效成立，就不能认为已经超过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不会因此丧失胜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完毕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虽然独立的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之前、之中、之后，但基于刑事优于民事原则，即便是被害人先于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会要求等待刑事案件结案之后才能进行审理，因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更多的是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中，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为尊重被害人的自由选择权，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前述附带民事诉讼诉权成立的依附性和立案的依附性都表明只有依照刑法和刑  诉法追究犯罪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只要能够依照刑诉法追究犯罪，并且符合  要求民事赔偿条件的，即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明确地指明了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依附性。因为公诉案  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一般追诉时效较长，但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表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于刑事诉讼追诉时效的依附性。  第二，现行刑法、刑诉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审查的条件中也不涉及诉讼时效。所以，现行法律中不存在独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第三，前述实体处理的依附性表明，只要刑事诉讼成立，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被害人就不应当丧失胜诉权。而前述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依附性表明，只有在刑事犯罪不应追诉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才不会被司法机关受理。在程序上，被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依照民诉法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等才是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恰恰说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依附性，即“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如果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提起。只要符合刑事案件立案后和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这个期限条件，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显然是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刑事诉讼依附性的表现。
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讨论诉讼时效问题。除自诉案件以外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权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对追诉期的认定标准也由国家司法机关掌控，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被害人提起诉讼的时效起算应从司法机关作出该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认定开始起算，因为它首先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  
4、精神损失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精神损失作出赔偿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表明我国民事法律承认并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其法律的适用原则应当和民事法律规范相协调、配套，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刑事诉讼中，许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大大超出物质损失，特别是有些抢劫、强奸、侮辱诽谤案件的受害人。根据已有的立法精神，司法部门应当依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在民法的许多单行民事法律规范如《婚姻法》的立法上，精神损害赔偿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能更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犯罪，还将使我国人格权的保护进一步得到强化，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类素质。  当然，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失那样可以度量，目前法律也尚未规定统一的赔偿标准。实践中，更详细明确的赔偿标准未出台前，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按照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以及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酌情作出调解和判决。除金钱外，还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使用赔礼道歉、公开检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