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里的“事”非法言法语，准确说应该叫“行为”。由此，判断是否属于重复处罚的关键是确认是不是一个行为。借鉴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同时具备，就可以认定一个行为成立。但必须注意：（1）根据第二条关于行政处罚的涵义界定，主观过错不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这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关于国家赔偿归责原则采纳客观违法标准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主观过错不是行政违法行为当罚与否的条件，但可以作为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参考因素。（2）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一个行为，但这里仅指行为自身的状态，不包括行为结果的状态。（3）行为连续或者继续过程中，依法作出处罚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行为人继续违法的，应当构成一个新的违法行为，并可再次处罚。行政主体作出处罚时未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同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不影响行为人新的违法行为的成立，只不过增加了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的违法不作为或者渎职责任。但是，如果行为人在接受处罚的同时，并没有停止违法行为，且行政主体处罚的同时已依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主体应依法强制执行其责令改正的，而不应对行为人继续进行的违法行为实施新的处罚。如此处理不仅符合行为构成理论，而且有利于敦促行政主体执法到位。

其次，一行为不再罚原则应在四个层面上运作。（1）一行为不再理。行政主体对行为人的第一个处理尚未失去效力时，不能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第二次处理，除非第二个处理是对第一个处理的补充、更正或者补正。如果第一个处理违法不当，行政主体应当先撤销，再重新处理。如果第一个处理合法正确但未达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应充分考虑信赖保护原则，必须撤销的，应依法给受损失的相对人一定的补偿。一行为不再理原则与人民法院诉讼程序中的一事不再理之间存在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性和法律规则上的共性。（2）一行为不再罚。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依基本法理和法律规则合理推定，如合并处罚、一事多层罚、一事罚多人、一事多行为等情形以外，行政主体应严格遵循一个行为一次处罚的原则。（3）一行为不再同种罚。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不能给予两个以上相同种类的处罚。这主要指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的情形，即法理上所称法条竞合或者规范竞合。对于此种竞合的情形，刑法上采用吸收原则，按一个行为定罪量刑。然而，上对于行政权的分配采用权力统一、分工负责的体制，行政事务的分工非常具体细密，经常出现同一事务由不同行政主体从不同环节以不同理由实施管理的情形，法律条文也相应地呈现缜密细致的特点。一旦出现规范竞合，尽管行为人的违法行为是同一的，但是，其造成的不同社会后果却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也是彼此不同的。如果确立由一个行政主体实施一次处罚，不仅有悖于行政分工，并导致未作出处罚的行政主体构成失职，而且在立法设计时会带来技术性困难。据此，当出现一个违法行为触犯几个不同法律条文时，应当允许各个法律条文对应的相关行政主体依据不同理由分别作出处罚。但为体现相对公平和公正，各行政主体不能对行为人采取相同种类的处罚。应该说，这里不排除为确保权力到位而牺牲权利的因素。（4）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对于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无论触犯几个法律条文，构成几个处罚理由，以及由几个行政主体实施处罚，只能给予一次罚款。该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防范因利益驱动而导致的滥罚款现象，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会带来技术性困难。第一，如果几个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都有权罚款，由谁罚款？根据效力优先原则，应该是谁先罚款谁有效。但如此做法对违法行为人最为有利，因为根据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规定，小额罚款可以通过简易程序作出，即当场罚，或者通过无听证的一般程序作出。小额罚款的事先存在，使得需要经过听证程序的大额罚款运作完毕后，已失去了对外作出的法定资格，导致行政浪费。应该说，这是一个立法当中难以周密设计、实践中又不好合理操作的问题。第二，如果某一行政主体对涉案违法行为依法只拥有罚款权，而当它准备实施罚款时，已有其他行政主体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了罚款处罚，如此只能将该行政主体置于两难境地：要么依法罚款，并构成违反一行为不得两次以上罚款原则的违法行政行为；要么不罚款，并构成不作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