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钱学森留给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11月11日，由安徽11名教授联名发出的一封致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呼吁“钱学森之问”能得到社会各界重视，借助新教育规划纲要制订之机，早日求得“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新闻晨报》11月12日)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坊间人士乃至教育主管部门，想必心中都有答案。如今，北京大学前副校长王义遒先生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青年报》11月12日)。尽管他只是大学前任官员，他的见解还是为“钱学森之问”提供了注脚。

　　王义遒说：“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其实，非常危险的还包括杰出人才的培养。试想，当搞科研的都想当官，还怎么搞好科研?当搞科研的都去当官了，谁来搞科研?即便是卓有建树的学者，一旦沦为学官，也难有建树。这样的氛围中，谈什么培养杰出人才?

　　王义遒还说：“现在搞科研的人比较多，竞争过于激烈，所以有些地方‘内斗’很厉害，谁想出来很困难。就好像一筐螃蟹，谁都想爬上去，但后面的钳子会把它拽下来。”如果科学家都把精力放在斗人上、放在搞关系上，放在防范被人斗上，又怎能成为杰出人才?

　　当然，钱学森所说的杰出人才是指大师级人才。如果学者想成为大师级人才，起码应做到两点：一是把心思放在学术上，不汲汲于争乌纱帽，不费尽心思斗别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潜心治学，用心科研，才能做出成就。但问题随之而来，是什么导致当今学者想方设法地向官职靠拢?当年对做官唯恐避之不及，如今为了做官挖空心思，一个处长的职位能招致数十名教授争抢。这是不是与教育过度行政化的体制有关?

　　再者，面对教育行政化，我们的官员和高校领导是不是有心改变?在日前的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怒批大学行政化，称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消息传出，有论者建言，校长不能只在论坛上反大学行政化。与此类似，此次写公开信的11名教授，多人拥有一官半职，是不是应该先努力推动自己部门的改革?(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