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告官”开道何其艰难

　　行政诉讼通常被称为“民告官”。最高法院要求各级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最高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和相关司法解释，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限制受案范围。(11月16日《人民日报》)

　　来自最高法的棒喝——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民告官，无疑会为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带来此许希望。有可能改变某些弱势人群求告无路、诉讼无门的困境，使行政乱作为或不作为得到适度的遏制。但据此便判断民告官的天是明朗的天，民告官的人民好喜欢，还为时尚早。因为，这毕竟只是来自司法体系的最高层声音，类似于业内自律自敬的常规呼号，而无革命性新意。而解决民告官困局，其本质还在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在于公民社会的有效打造。

　　中国的民告官(行政诉讼)走得艰难，是不争的事实，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正式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距今也才是区区十多年的事情。从民告官的案例统计数据看来，民告官的案例平均每年只有6.8万件。行政诉讼与民事、刑事诉讼并列为“三大诉讼”，我国每年的民事诉讼案都在500万件以上，相比之下，每年6.8万件的行政诉讼案，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由此或许可以管窥，老百姓不敢告、不能告和不会告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另外，民告官的胜诉率也不高，数据表明，上世纪90年代，行政机关败诉率最高，平均超过20%;而在最近10年，行政机关败诉率却逐年下降，

　　最新的来自东莞的新闻显示，其东莞民告官直接胜诉率未超3%。个中原因，不是官员们已非常得体合法地执政，而是民告官的路径被各种原因堵塞，比如司法权力被行政权力干预，法院难以做到独立审判，因管辖隶属权限制，法院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面子，成为绕不开的坎、无法超脱的判案障碍;比如官方将律师垄断，民众无从获得法律工作者的支援;比如无限期延时审案，将原告拖入被迫妥协的绝境;比如执行难，让原告即使赢了官司也输了钱，其得不偿失让民众丧失“告官”的欲望……

　　依法治国，便是让公民均学会以法律维权。长期以来，官贵民贱，老百姓敬官畏官，非到逼不得已，绝对不告官。对此社会现实，法治政府理应有普法义务，让最基层的老百姓也活个明白，知道自己有告官的权利。多少年的从“一五”到“五五”普法，其普法受众也只限于干部职工层面，而尴尬的是，这样的普法成果，往往经不起实践考验，在自身利益所系的种种民告官案例中，那些有备而来的原告往往法律知识胸有成竹，而被告的官方，则常常闹笑话，这样的笑话却因官的强势而被舆论忽略，视笑话为正常，反过来，却将有限一点点进步(比如经法官倡议，被告方居然破天荒有了政府行政首长或某部门一把手坐上了被告席)而予以欢呼，似乎被告方官员坐上了被告席，成了一种恩赐，这除了反衬强势威权政府积弊之深，其权力还没有关进笼子，没有更好的解释。

　　民告官路径堵塞，则深圳定义的所谓“14种非正常上访”情形便会剧增，这叫做堵正路逼人走偏门，依法维权行不通，非理性诉求便会滋长，这从客观效果上，会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精神构成损害，使流传久远的民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权)莫进来”依然成为现实写照，何谓折腾，这就是。

　　总之，能过政体改革，确保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独立性，以及通过民众权利强化，倒逼公权力自觉，才是疏通民告官路径的对症之药，其疗效，当比最高院的自律性呼号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