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

　　在钱学森生前最后一次系统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时，他回忆自己的母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那里有许多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钱学森感叹：“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另据跟随钱学森多年的秘书涂元季透露，1984年，中国科协一致推荐钱学森为下一届主席候选人，但钱本人坚决不同意。他甚至在会上发了火，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决不退让，直至惊动中央，最终是邓大姐出面做工作，他才勉强同意做了一届科协主席。而从10卷本《钱学森书信》中我们还看到，即便是“逢官必副”的钱老仍有许多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职务的信，比如主动要求辞去国防科委副主任，坚决要求辞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还有辞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各种学术顾问、名誉会长、荣誉教授等等。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

　　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大家想到了当下学术界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时下，在我们的学术界，官学不分似乎只是一个潜规则，但在现实中这个倾向却愈演愈烈，而且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与钱老相反，今天的学者们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甚至大学的地位取决于大学校长的级别，学术带头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行政职位。因为大凡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常常要由各层级领导部门审批，更大的科研立项要获得国家级科研经费，行政部门的审批者要看学术带头人的名气，而申请者更要会走“上层路线”……与此同时，没有学术背景的官员则热衷挂一个学者身份，那么多官员在职读博，那么多官员喜爱出书不就是证明吗?一个刚刚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同学直白地告诉我：“我可不想当什么陈景润，要像我们大学的×××老师一样，既是学者又是官员更是老板，善搞关系，会拉课题，百万科研经费轻松搞定。这才是有本事的人呢!否则，你连科研经费都拿不到，你还混什么……”

　　不能说所有的学子、学人都那么崇拜权力，但在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的氛围里，在官本位思想的熏陶下，哪个人能做到不“人云亦云”、不“随大流”?哪个人敢当“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怪人”?当然，只能出现钱老说的那种“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人，当然，更不会有大师、顶尖帅才出现了。看来，要想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一代大师，归根结底还要有培育产生一代大师的学术氛围，在制度上更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

　　笔者以为，所谓在制度上要创造扶持一代大师涌现的创新体制，可改可变的地方也许千头万绪，但关键的一条也很简单明了：官学分家。在学术界，官学分家意味着：学术权力应该也可以远远大于行政权力，学术的事情真正由学者做主，科研课题只能由科学家决定，不能以行政手段简单决定科研工作的快慢，不能以官员的意志粗暴代替科研规律。唯有如此，官本位在学术界才能没有立锥之地，学者才能回归学术，专心学问，像爱因斯坦所说：以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不仅仅把学术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把学术当成赚钱的手段。

　　学术界的官员们则当好服务员的本职角色就可以了，起码让学者们不再为课题经费疲于奔波，而大可不必勉为其难，附庸学术之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