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审计发现的地方政府问题，审计署提出要防范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昨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审计报告，首次披露备受社会关注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率最高达364%。

　　传说中的地方债务迷局终于有了官方的权威版本：审计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政府性债务余额合计2.79万亿元。审计报告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尽管这个数字与独立学者的10万亿估计相比显得较为保守，但其间传达的信号也有共通之处：譬如某些地方政府债务已达危险边缘，譬如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的可能性未必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等。

　　希腊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危机的蝴蝶效应告诉我们：刺激经济复苏的拯救者，很可能最后要成为被拯救的人。于一国而言，缩进开支，将债务降到安全水平是当务之急;于地方而言，恐怕也得考虑在经济下行时偿债能力的问题。举债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问题是，道理好懂，但架不住地方政府投资与GDP冲动。在2009年经济刺激政策之下，地方融资平台风生水起，资本金少得可怜，杠杆率却高得惊人，大部分资金使用于自偿能力较弱的公共部门，财政结构性风险昭然。

　　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两重危机：一方面，地方性融资平台很可能顺带着绑架上国家财政和银行，使得地方性债务危机累积为金融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在生产总值既定的现实下，支撑地方融资的血脉就是卖地收入，一旦楼市宏调强化，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债务风险必要落地。正因如此，2010年1月19日，温家宝总理指出：“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尽快制定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措施，防范潜在财政风险”;1月26日，银监局局长刘明康在银监会2010年第一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就要求“全面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加强贷款跟踪检查”。

　　地方债务的危险，不仅来自数字的隐性与悬疑，更多的还在于法理与体制上的悖论，而这些悖论又为地方债的管理与约束带来了现实的困境。譬如预算法第二十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第二十八条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税收中相当部分归中央财政所有，导致两者在财权与事权之间出现明显的不对等，举债度日、负债运行就成为非法的常态生存方式。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债务运营，而是“谁会为地方债务风险而忧心忡忡”。按理说，数万亿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并不算小，且多是投入于非营利性建设领域，只种不收的债务运作本就如履薄冰，职能部门当如热锅上的蚂蚁才对——遗憾的是，连眼下的G20都在关注中国地方债对于经济面的负面影响，而地方部门却鲜有表达忧虑的意思。

　　要让地方部门感受到高债累积的风险、并为此而深味责任化的忧虑，亟待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征信评级机制，让不同信用级别的地方筹募到与其信用级别相称的资本，以严苛的征信制度规制借贷风险;二是将地方债务信息与政府信用、主管官员权责对等起来，借债行为也得接受绩效考量，总不能永远是“一人拍脑袋借债，全民砸锅卖铁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