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加快形成国际科技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和参与气候变化的外交谈判，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提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在5月7日的国际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国家减灾专家委主任秦大河称。 　　会上，秦大河发布报告指出，目前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设立绿色贸易壁垒，其发展低碳经济技术都走在世界前列，掌握了气候变化的主动权，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碳排放，有14.5%-24%是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进而排放到中国的。 　　根据联合国的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可以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但是中国需要从国外引进绝大部分自己无法掌握的技术，这些技术似乎难以从国外通过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免费获得。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院院长朱雪忠对记者分析，尽管目前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免费提供低碳技术，这可以采取强制许可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未必就愿意无偿提供技术给发展中国家。 　　“我的建议是，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资金，发展中国家再从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买低碳技术的专利，这个路径是行得通的。”朱雪忠对记者表示。 　　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进口” 　　中国迈向低碳经济可能要付出不小代价。 　　4月15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外公布了《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在60多种技术里面其中42种技术中国目前不掌握核心技术。 　　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进口”。 　　“中国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优化的技术方案、技术战略来支持我们建设低碳经济，因为，技术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排放水平。”该报告主笔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表示。 　　显然，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自然会付出更多的购买成本。据邹骥估算，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减排的减排情景”（即采用高昂的技术，如电动汽车、第四代核电以及碳捕获和储存）测算，到2050年，减排的投资成本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 　　如果按此估算，中国购买这些核心技术，资金压力显而易见。能否借鉴药品行业的强制许可制度来低价获得这些技术？ 　　“实施强制许可的必要性在绿色技术不如药品那么明显。”朱雪忠对记者分析，原因是，什么叫绿色技术范围的界定就很困难，比如狭义可以理解为各种节能环保的技术，广义理解则绿色技术的范围更大，各国、各地方、各行业界定也不一样。 　　同时绿色技术的可替代性很强，不像药品的依赖性那么强。“气候问题是具有累计性的，不像公共健康那种突发性，因此它的强制许可的必要性也不如药品。”朱称。 　　最关键的是，强制实施效果很有限，主要是因为，强制许可只适用于专利技术，在绿色技术领域里面，有很多都不是专利技术，如果是技术秘密，就不能使用强制许可。比如国防的很多保密专利。 　　并且，通过强制许可获得的技术很难获得专利权人的配合，“一项技术的实施，特别专利技术的实施，如果没有专利权人的配合，这个技术实施的效果可能要大打折扣。” 　　中国气候变化问题智囊团成员，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委员林而达告诉记者，目前国际间有关低碳技术的转让谈判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一般观点认为，知识产权问题不应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障碍。 　　发展中国家主张，一些相对水平较低的技术，可以通过强制转让专利给发展中国家，而一些高端的技术，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购买后转让给发展中国家。 　　“不过，最先进的技术，比如碳储存，碳捕获技术，预计转让的难度很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这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被用于向发达国家的企业购买技术。”他说。 　　他指出，目前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多少资金，以及哪些技术，迄今仍没有定论，但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中国在2025年左右碳排放可以达到峰值。为此，每年单位GDP能耗需要下降4.3%，预计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50%以上。为此，未来20年中国每年需要从海外净增加640亿美元的追加投资，用于提升能效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额外成本和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判断，通过实施碳预算的办法，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获得购买碳排放权，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资金，这些资金可以用于购买发达国家企业的低碳技术。 　　不过，短期内，上述难以实现。“现阶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碳市场交易机制并不存在，所以这些国家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的可能性不大。”在日前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经济学）“碳预算与气候公平”会议上，该中心副研究员陈洪波称。 　　他认为，基于碳市场的不成熟，中国与印度没有条件进行排放权市场的运作，至少是在短期内，即2020之前。因此，更有可行性的是发展CDM（清洁发展机制），或者执行选择性的产业的部门减排交易。这些规则应由各个国家内部制定 而不是国际性的。（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