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万某甲，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陕西省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离休干部，住（略）。
委托代理人万某乙，万某甲之女，住（略）。
委托代理人何畏，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葛某某，男，汉族，X年X月X日出生，上海音乐学院离休干部，住（略）。
委托代理人郭宏清，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西里X号。
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社长。
原告万某甲诉被告葛某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以下简称国际广播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万某甲委托代理人万某乙、何畏、被告葛某某委托代理人郭宏清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国际广播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经审理终结。
原告万某甲诉称，万某甲笔名勉行，1949年12月参加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队到新疆收集民族，期间对一首新疆舞曲记谱配歌词，取名为《相爱》。1950年10月，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出版的《新疆民歌》收录了《相爱》，并署名为“勉行记谱配歌”。万某甲在1959年3月出版的《西北民歌选集》中将这首民歌的歌名改为《送我一枝玫瑰花》。2006年12月29日，万某甲之女万某乙在北京图书大厦发现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名歌经典•中国作品卷Ш》（以下简称《名歌经典》）中收录了《送我一枝玫瑰花》，注明“葛某某编词曲”，这显然侵犯了万某甲的署名权等著作权。为维护万某甲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葛某某和国际广播出版社：1、公开赔礼道歉；2、收回并销毁公开出版的侵权图书；3、赔偿经济损失5万某和诉讼合理支出5114元。
被告葛某某辩称，万某甲没有证明其与“勉行”的同一关系，因此万某甲无权提起诉讼。《相爱》和《送我一枝玫瑰花》是完全不同的作品，前者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万某甲并不享有著作权，后者是葛某某于1956年根据《相爱》改编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因此万某甲对《相爱》和《送我一枝玫瑰花》都不享有著作权。万某甲1959年发表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系抄袭葛某某1956年改编的歌曲，所以，侵权者不是葛某某而是万某甲。《名歌经典》并非葛某某投稿，也没有获得相应报酬，葛某某并没有行使对《送我一枝玫瑰花》的著作权，更谈不上侵犯万某甲的著作权。退一步讲，即使万某甲对《相爱》享有著作权，葛某某对其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署名为“葛某某编词曲”也不构成侵权。综上，请法院驳回万某甲的诉讼请求。
被告国际广播出版社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歌曲发表情况
1949年12月9日至1950年6月18日，陕甘宁边区X组成包括万某甲在内的十四人边区文协工作队，到新疆收集整理民族歌舞。
1950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音乐工作委员会将收集的五百余首歌曲编成《新疆民歌》一书，由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出版，其中第28页的内容是简谱舞曲《相爱》。《相爱》在该书中的署名为“阿不都加帕尔演唱、勉行记谱配歌、钟棣华译词”。
1956年3月，音乐出版社出版《合唱曲集（第一辑）》，第10页、11页刊载了五线谱的女声合唱歌曲《送我一枝玫瑰花》，署名为“新疆民歌、葛某某编曲”。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中国音乐家协会合编的《1956年创作歌曲选集》第212页刊载了《送我一枝玫瑰花》，署名为“新疆民歌、葛某某编曲”。
1959年3月，中国音乐家协会西安分会所编的《西北民歌选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第49页、50页上载有《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简谱，署名为“维吾尔族民歌、阿不都加帕尔唱、钟棣华译、勉行记配”。
1979年，《群众音乐》总第148期第19页刊登了《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简谱，署名为“维吾尔族民歌、阿不都加帕尔唱、钟棣华译意、勉行记谱配词”。
2006年12月，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李凌、薛范主编的《名歌经典》。该书第165页、466页刊载了《你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简谱，署名为“根据维吾尔民歌音调、葛某某编词曲”。《你送我一枝玫瑰花》后面有一段署名为“音欣”的文字，其中部分内容为：“《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是曲作者葛某某于50年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根据新疆民歌歌词和维吾尔民歌音调编曲而成的（另一说是王洛宾编词曲）。最早发表时为女声小合唱，后来人们喜欢用独唱形式来唱，从而逐渐形成一首女声独唱歌曲了。”
另查，就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名歌经典》使用《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李凌、薛范并未征得葛某某同意，亦未向其支付报酬。
上述事实，有《新疆歌舞入关纪实》、《新疆民歌》、《合唱曲集（第一辑）》、《西北民歌选集》、《群众音乐》、《名歌经典》在案佐证。
二、葛某某改编歌曲的情况
2007年2月26日，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倪瑞霖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1、《送我一枝玫瑰花》是1954年葛某某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根据新疆民歌《相爱》改编而成，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流传国内外的是葛某某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2、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在贺绿汀院长倡导下，音乐学院全院师生努力学习民间音乐，大唱、大背民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3、《相爱》原为舞曲，改编后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为女声三部合唱曲，葛某某的改编延长了曲调中的某些音，减少了音乐进行中的休止符，运用了清新的女声，强调了歌曲内涵中抒情、歌唱性的一面；4、倪瑞霖作为葛某某当时的同学，就歌曲名称“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确定和最后一段歌词的改编向葛某某提出过建议。
2007年2月27日，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梁桐出具证明，内容为：“兹特证明倪瑞霖教授所写《送我一枝玫瑰花》的改编情况属实。当时，我是改编为女声三部合唱曲作者葛某某的主课教师。”
1956年，作曲家石夫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一点听后感——关于新疆民歌的改编》一文，其中第一段内容为：“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演出中，我们听到了很多改编民歌的作品，就感觉到无论是作曲家或是青年作家，都在向民间遗产学习和探讨发展民族音调、和声、配器等等方面，曾作了很大的努力和种种尝试，也使我们联想到作曲家们在这方面的辛勤劳动。”
其中第二段内容为：“在这次演出的节目中，编配民歌的作品，占着不少的分量，很多优秀的民间歌曲，经过作曲家的编配以后，使这些民歌更富有彩色，不但保持了它原来的特有风格，这些编上去的旋律、和声，变成了加工这首歌曲的有机联系。”
其中第三段部分内容为：“新疆民歌普遍地受到了作曲家们的注意和喜爱，我们听到了《向北京致敬》（塔依浦江词、苏里坦木拉曲、严庆祥编曲、杨永配器，由上海乐团合唱队演出），指挥家葛某社同志，把这首具有边疆鲜明色彩的创作歌曲，处理得那么深刻、动人，表达了边疆人民对北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心情。”
其中第四段内容为：“更使我们回味的是《送我一枝玫瑰花》（维吾尔族民歌，葛某某编曲，由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女声合唱队演出），它是那么亲切，甜蜜地表达了这首情歌的内在精神。和声上是明朗的，简洁的；在调性上，风格上都保持了原来民歌的特色，那些力度不强的切分节奏的出现，更显示了维吾尔的舞蹈特点。”
上述事实，有倪瑞霖、梁桐的证明，石夫的《一点听后感——关于新疆民歌的改编》在案佐证。
三、涉案歌曲不同版本的比较
1950年《相爱》与1956年《送我一枝玫瑰花》相比有以下区别：1、歌名不同，“相爱”改为“送我一枝玫瑰花”；2、《相爱》是一首舞曲，以简谱表示，《送我一支玫瑰花》是一首单纯的女声三部合唱曲，以五线谱表示；3、《相爱》没有记录歌舞的伴奏，只有简谱曲旋律，《送我一支玫瑰花》有前奏、间奏、后奏的钢琴伴奏；4、《相爱》有较多的停顿即休止符，风格为说唱性、诙谐性，《送我一支玫瑰花》将这些休止符改为长音，增加了抒情性和歌唱性；5、《送我一支玫瑰花》对《相爱》的歌词做了一定调整，调整最大的是将最后一句歌词“我想你呀把饭给你摆好，你不来呀我就吃掉”改为“我们的爱情像那燃烧的火焰，大风也不能把它吹熄”。
1956年葛某某改编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与1959年《西北民歌选集》中署名为勉行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相比，有以下相同之处：1、歌名相同；2、1959年的曲与1956年的一部的旋律相同，每句旋律结尾并非休止符而为长音；3、歌词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为：1、1956年版为五线谱，有前奏、间奏、后奏；1959年版为简谱，没有伴奏；2、1959年歌词最后一句为“大风也把它吹不熄”，与1956年的“大风也不能把它吹熄”略有不同。
2006年国际广播出版社的《名歌经典》中的《你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简谱与1956年葛某某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相比，不同之处在于1956年的为三重唱五线谱，但2006年的曲与1956年的一部旋律相同，二者歌词相同，
上述事实，有《合唱曲集（第一辑）》、《西北民歌选集》、《群众音乐》，以及本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四、其他事实
2006年10月12日，西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具《证明》，内容为：“我单位离休干部万某甲同志的笔名勉行。特此证明。”
2006年12月29日，万某甲代理人在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名歌经典》全三册，共计120元。
2006年12月29日，万某甲向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证明》、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发票、北京市中润律师事务所发票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一、万某甲对《相爱》是否享有著作权
葛某某主张万某甲对《相爱》不享有著作权，理由为：1、万某甲对《相爱》的“记谱配词”是没有创造性的劳动，“记谱”指的是直接根据听闻的音乐旋律把原始的曲调记录下来，“配词”指的是将别人翻译好的歌词安放到曲谱的位置下，这两个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简单的记录行为；2、《相爱》系原始新疆民歌的真实再现，属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关的权益应当属于孕育这首民歌的新疆人民；3、新疆民歌《相爱》的正确表达形式只有一种，即曲和词是唯一的，著作权法不应保护唯一表达。
对于葛某某的上述意见，本院认为：1、由于口耳相传，民歌没有被复制到固定载体上，具有不确定和不断变化的特点；不同演唱者的理解不同，演唱内容可能不同，同一演唱者在不同情境中的演唱内容也可能不同，民歌并非唯一表述。2、民歌被创作和流传时不是表现为简谱形式，歌手可能以不清晰的词语、不同甚至模糊的音调（以五线谱的标准衡量）进行演唱。以简谱形式表达民歌，需要确定简谱的音调、节奏、速度等，并确定歌词的明确含义。因此，一般情况下，对民歌的“记谱配词”需要对民歌进行整理、加工，是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具有一定的独创性。综上，本院认为万某甲在原始民歌的基础上，对《相爱》的整理付出了一定的独创性劳动，应具有民歌整理者的著作权，但应当注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
虽然万某甲记谱配歌的行为发生在四五十年代，而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于1990年，但依据该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著作权法》施行之日尚未超过该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该法予以保护，而依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公民的作品，著作权保护期为其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因此，万某甲对《相爱》享有的著作权至今仍然应当受到保护。
二、《送我一枝玫瑰花》的著作权归属
葛某某1956年对《相爱》进行改编，形成了《送我一枝玫瑰花》。葛某某改变歌名，使歌名含蓄而富有诗意；改舞曲为合唱曲，使歌曲可以直接演出；改休止符为长音，增强了歌曲的抒情性和歌唱性；改变了最后一句歌词，提炼了歌曲的主题。葛某某的改编具有独创性，形成了不同于《相爱》的新作品。
虽然《送我一枝玫瑰花》以《相爱》为基础改编，但《相爱》是整理后的民间文学艺术（民歌）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一方面归属于某一区域内的群体，但为促进民歌的进一步传播、发展，应允许公众对民歌进行合理改编和使用。因此，葛某某对民歌《相爱》的改编并不需经过万某甲许可，《送我一枝玫瑰花》的著作权应归属对《相爱》词曲改编作出独创性贡献的葛某某。
1959年署名万某甲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与葛某某1956年改编的歌曲的歌名、每句旋律结尾的长音及最后一句歌词等相同，而这些正是葛某某1956年改编后歌曲的最主要特征，因此，1959年万某甲的《送我一枝玫瑰花》与葛某某1956年的《送我一枝玫瑰花》相比，并无本质区别，应属同一作品，其著作权应由葛某某享有。但因该歌曲改编自民间艺术作品，在署名上仍应注明民间艺术作品的来源。
三、万某甲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
万某甲主张，2006年国际广播出版社的《名歌经典》中的《你送我一枝玫瑰花》未署其名且未支付报酬，因此国际广播出版社和葛某某侵犯其著作权，对此本院认为：1、葛某某并未许可国际广播出版社使用《你送我一枝玫瑰花》，亦未因此获得报酬，故葛某某与万某甲所诉称的使用涉案歌曲的侵权行为并无关系，万某甲主张葛某某侵犯其著作权，无事实依据，其要求葛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2、鉴于万某甲对《送我一枝玫瑰花》并不享有著作权，且1956年第一次以歌名《送我一枝玫瑰花》公开出版时，涉案歌曲署名为“新疆民歌、葛某某编曲”，故国际广播出版社在《送我一枝玫瑰花》的署名并不侵犯万某甲的著作权。至于《名歌经典》中错误改变《送我一枝玫瑰花》的歌名且对创作过程的说明与事实不符，编者和国际广播出版社均有一定过错，但与万某甲所诉侵权行为无关。综上，万某甲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国际广播出版社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缺席判决。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万某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二千一百六十三元，由原告万某甲负担（已预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石必胜
人民陪审员马某繁
人民陪审员黄惠兴
二ОО七年八月二十日
书记员刁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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