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

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三者的关系
郭杨铭
众所周知，醉驾，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及财产存在着潜在的威胁，损人不利己，危害极大。每年因醉驾伤害了多少个无辜的个人和家庭。醉驾，已经不单单是一种不文明的个人行为，而演变成为一种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行为。车祸猛于虎，醉驾飙车频频出现，老百姓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醉驾入刑在全国大范围的争论是好事，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危险驾驶的危害性，对减少危险驾驶行为是有益的。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分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个类型。
　　(一)追逐竞驶。一般来说，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突然并线，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但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为具体的公共危险犯，而是以情节恶劣限制处罚范围。换言之，只要追逐竞驶行为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并且情节恶劣，就构成犯罪。第一，本罪行为不要求发生在公共道路(公路)上，只需要发生在道路上。在校园内、大型厂矿内等道路上，以及在人行道上追逐竞驶的，因为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依然可能成立本罪。第二，追逐竞驶以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为前提，低速驾驶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但是，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并不直接成立本罪。换言之，不能将本罪等同于国外的超速驾驶罪。第三，追逐竞驶要求以产生交通危险的方式驾驶，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追逐、超载其他车辆，频繁并线、突然并线，或者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第四，追逐竞驶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其于意思联络而实施，也可能是单个人实施。例如，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针对救护车、消防车等车辆实施追逐竞驶行为的，也可能成立本罪。第五，成立本罪要求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基本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对此，应以道路上车辆与行人的多少、驾驶的路段与时间、驾驶的速度与方式、驾驶的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在没有其他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追逐竞驶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追逐竞驶的罪过形式为故意，不要求行为人以赌博竞技或者追求刺激为目的。因为基于任何目的与动机的故意追逐竞驶行为，只要产生了抽象的公共危险且情节恶劣，就值得科处刑罚。
　　(二)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是指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因此，一方面，抽象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类型化的危险犯，司法人员只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可。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醉酒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但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需要十分具体(不需要认识到血液中的酒精具体含量)，只要有大体上的认识即可。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认为自己只是酒后驾驶而不是醉酒驾驶的辩解，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饮酒(饮料中被他人掺入酒精)，但驾驶机动车之前或者之时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也应认定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当然，如果没有主动饮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排除故意的成立。
　　二、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杭州飙车案或杭州富家子飙车撞人案，同时也被中国大陆网民称为欺实马事件（音同70码，取欺负老实人之意）。是指发生于2009年5月7日，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发生一起改装三菱车（车牌：浙A608Z0）因超速驾驶撞死人的事件。7月20日下午3时30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胡斌亲属，被害人谭卓亲属、生前同事等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宣判。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辆在城市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注：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造成一人死亡并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胡斌肇事后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该行为属于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且刑法已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依法不应当将肇事后报警并在现场等候的行为重复评价为自动投案，故不能认定被告人胡斌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胡斌案发后虽未逃避法律追究，其亲属也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但胡斌无视交通法规，案发时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时而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但被告人胡斌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认定其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缺乏法律依据。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刑法理论基本上没有争议地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表面上看，刑法修正案(八)只是在交通肇事罪之外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事实上，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
　　最为明显的是，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分为两种类型：(1)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危险驾驶罪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如未取得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伤亡的，属于单纯的过失犯。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故意”的，但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所谓复合罪过。(2)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逃逸方式也与危险驾驶罪相关联。例如，醉酒驾驶过失致人伤亡后驾车逃逸的，其逃逸行为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中的法定刑升格的竞合，亦即，醉酒驾车逃跑的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又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由于适用交通肇事罪的升格法定刑重于危险驾驶罪，因此，对该行为不另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交通肇事后(包括追逐竞驶过失造成伤亡结果后)，以追逐竞驶的方式逃逸的，原则上也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适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
　　三、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5月20日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英菲尼迪车祸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肇事司机陈家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366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陈家无视国家法律和公共安全，酒后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并违反交通信号管制，先后冲撞等候信号灯的小轿车和正常行驶的公交车，造成2死2伤的严重后果，并且弃车逃逸。陈家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终，法院一审判处陈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后，陈家的律师认为“判刑过重”，并代表陈家递交了上诉状。而受害人王辉的律师则称，判决很公正，“我们很满意”。
　公诉机关认为，陈家明知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却违反交通法规驾车超速行驶，致二人死亡、一人重伤，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所以，笔者一直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轻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不得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以其他犯罪论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不宜认定为本罪。
　　但是，这并不意味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均仅成立危险驾驶罪。相反，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刑法增加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合理扩大处罚范围，而不是为了限制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适用。其次，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与罚金，将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明显不当。最后，人们习惯于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称为“口袋罪”，进而对该罪持否定态度。其实，如果从适用的数量来说，最大的口袋罪是盗窃罪，但没有人对盗窃罪持否定态度。如果从适用的具体形态来说，盗窃罪、故意杀人罪都是最大的口袋罪。因为盗窃罪包括了盗窃形形色色的财物和形形色色的盗窃行为，故意杀人罪包含了杀害各式各样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杀人行为。所以，仅以某罪属于所谓口袋罪为由予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妥当。本文的观点是，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重大伤亡结果，且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以下三种危险驾驶行为，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而且造成了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此时属于故意的基本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例如，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此时属于故意的危险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客观上造成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此时属于结果加重犯)。例如，因醉酒而丧失驾驶机动车的能力，却在大雾天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即使对伤亡结果仅有过失，也不能仅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量刑应与对伤亡结果有故意的情形相区别)。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具体公共危险。在与危险驾驶相关联的意义上说，对于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长时间高速行驶的，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大雾天、暴雨时高速行驶的，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在大雾天、暴雨时且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追逐竞驶的，以及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多次闯红灯追逐竞驶的，均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所以，在刑法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依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近年来，因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诸如“胡斌飙车案”、“李启铭醉酒驾案”等，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这些行为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还是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存有较大争议。二罪在量刑上差别巨大，但在构成要件上却差别甚微。
　　二罪的法定量刑幅度存在巨大差别体现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罪在构成要件上仅有以下两点细微差别：
　　其一，在犯罪的主观要件上的细微差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实践中，这类案件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持希望态度外，大多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即明知或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他人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但没有预见到或轻信可以避免，从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实践中，这类案件多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均为“过于自信的过失”。由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间接故意”与“交通肇事罪”的“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主观心理之间界限模糊、特征趋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甄别。有学者提出，以行为的动因来鉴别两种主观心理，即，如果行为人为报复泄愤而驾驶汽车向人群冲撞，侵夺、盗窃财产或实施其他犯罪行为后为躲避追捕、藏匿赃物、销毁证据而逆向行驶、超速行驶、冲撞人群进而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为“间接故意”。该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但现行《刑法》并未将“犯罪动因”作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以“犯罪动因”论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是无法可依的。
　　其二，在“结果犯”和“状态犯”上的区别。“交通肇事罪”不处罚状态犯，只触罚结果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处罚状态犯又处罚结果犯。但是，当两种犯罪行为均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时，仍然难以区分。
　　鉴于二罪构成要件的细微差别可能导致刑事审判中将此罪定为彼罪，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指出：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且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但是，如果行为人酒后驾车肇事没有该《意见》规定的“肇事后情形”，仍然难以甄别，该《意见》仍然未有效划清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之间的界限。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如果由于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等行为，仍然还须依据交通肇事罪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和处罚，此为“危险驾驶罪”。该罪仅明确了对“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机动车”两种“状态”的罚则，但法定刑远远轻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并未有效解决“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幅度的巨大差异、构成要件的细微差别问题，与公众“严厉打击飙车、醉驾行为”的期望有较大差距，并未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评价、教育和指引功能。
　　既然“危险驾驶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就应当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损害的“结果犯”纳入该罪范畴，并且对不同程度的损害后果设立相应的刑罚种类。不应当采取“准用性”的立法列规定量刑幅度，而应当具体化其量刑幅度。就“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而言，总体上应当严于“交通肇事罪”而轻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