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借助市民力量取证，证据是否有效——“广州市民被拍违章状告公安局”案评析

　　2004年底，引人注目的广州某市民不服交通违章被拍照受罚而状告公安机关一案，经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终于尘埃落定。该案原告赖先生于2004年3月5日收到一份交管部门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知因2003年底的一次违章而被罚款100元，处罚证据乃是另一市民孔某根据该市公安局2003年7月发布的《关于奖励市民拍摄交通违章的通告》所拍到的赖某违章的照片。赖先生认为这等于由市民行使了公安机关的调查权，交警不得以此为证据进行处罚，遂申请行政复议而后又两上法庭状告公安局。法院终审虽然维持原判而驳回了赖先生的诉讼请求，同时却又以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委托公民行使为由，认定市民“拍违”的照片不能直接作为处罚证据。[1]

　　我们认为此判决的上述认定值得商榷，因为这既与行政证据制度的原理与规定不合，又违背了现代行政法理和行政改革的方向。

　　一、案件中的取证行为与证据效力

　　我们不妨先围绕此案中的行政处罚证据做一分析。众所周知，证据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而取证过程要受到法律的诸多约束，证据效力也要经过排除规则的严格检验，若无瑕疵方能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据。本案中公安机关的取证过程及其证据效力到底应做何评价，笔者认为此案判决中的有关结论值得商榷。

　　首先，公安机关的取证行为并非行政权力的委托和让渡。试想果如法院判决所言，市民拍摄的照片具有直接的证据效力，且此时的调查权为市民所掌握，那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下面结论：首先是公安机关一旦获得这些“证据”，对其效力也就无须甚至不能加以甄别排除；其次是公安机关一旦对此类“证据”不予采纳反而将因行政不作为而构成违法。这样的逻辑无疑十分荒谬。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我们仔细辨析这一规定便可发现，调查与检查作为两种不同的取证手段，后者的实施条件比前者严格，非行政机关亲自进行不可，但也仅在必要时方需如此。而调查收集证据的方式则可以多样化，例如可以通过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电子眼、录音器等现代技术设备采集，可以是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直接制作调查笔录等，也可以由行政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广泛收集和公民主动提供。这就意味着，要做到全面、客观、公正，采用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调查方式方法，也即证据来源多样化，是行政机关很自然的选择，而其直接目的就是高效地收集到行政处罚所需证据，同时降低调查取证的成本。在本案中，公安机关“调”来市民拍摄的违章照片，“查”实之后择其符合要求者而用之，“调”的主体是公安机关，“查”的主体还是公安机关，又怎么谈得上是将调查权委托、甚至让渡给市民呢？此时的调查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鼓励市民提供线索恰是其行使调查权的方式之一。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个人不能成为接受委托实施处罚的主体，实际生活却已经出现了由个人接受委托、甚至获得授权实施处罚的需要。最明显的例子是船舶航行途中的船长和列车行驶途中的列车员为了保障船舶或列车等流动性公共场所的秩序与安全，有必要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授权或委托获得实施处罚的权力。因此，我们只能将不得委托个人实施行政处罚视为一般的原则而非绝对的铁律，本案判决中称调查取证是行政处罚权的组成部分而不能委托公民行使，就未免过于绝对了。

　　其次，市民“拍违”的照片经得住行政证据排除规则的检验。与诉讼证据类似，行政处罚证据的效力须经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即所谓证据“三性”的检验方能被采信。[2]本案中市民拍摄的违章照片具备真实性与关联性已无须赘言，否则公安机关根本无法辨认原告，而原告在复议程序中也承认了违章事实，这也反证了照片具有真实性与关联性。[3]

　　那么这些照片是否具备合法性呢？“非法性排除要求对来源和形成为非法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诉讼中定案的依据，应该予以剔除。这种非法不仅指违反了程序法，而且也包括违反实体法，同时，亦包含对基本法——宪法的违反。”[4]具体而言，行政程序中的证据因非法性而应排除其效力的情形主要包括：（1）严重违反法定取证程序收集的证据；（2）不合法主体收集和提供的证据；（3）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4）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5）不具备合法性的其它证据材料。[5]笔者将其概括为程序违法、主体违法、手段违法、侵害法益四种主要情形。就本案中的违章照片而言，它的取得在程序上并没有违反“证据在先、处理在后”的原则，也无其它违法情形；在主体上，诚如上文所言，取证过程始终操之于公安机关之手，其权力从未假手于人；在手段上，无论是孔某拍摄赖某交通违章的过程，还是公安机关向知情者孔某收集照片的过程，均无利诱、欺诈、胁迫、违反善良风俗等情节；而取证的过程也并未侵犯赖先生的生命健康、隐私名誉等合法权益。因此，对本案中公安机关所采证据材料的效力，应当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再次，类似的取证方法在我国其它法律中已不乏先例。众所周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可以使用通缉悬赏的方式鼓励公民提供线索、协助侦查，公民提供的案件线索和证据材料，也常常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指控与定罪的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便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依照“举重以明轻”的法律解释规则，刑事处罚使公民遭受的损害为重，而行政处罚使公民遭受的损害为轻。严厉的刑事处罚尚且可以通过广泛发动民众提供案件线索和证据材料并依法加以选用，较轻的行政处罚难道就只能使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亲历亲为所笔录的证据材料吗？要知道，即使与最轻微的刑罚比较起来，数额一般在百元左右的交通罚款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进而言之，其实无论是刑事处罚还是行政处罚，即便是侦查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亲历亲为所得到的证据材料也同样可能不符合证据“三性”的要求，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律采用，而是同样需要按照证据规则和法定程序加以甄别和筛选。因此，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执法制度中一项重要原则——调查与决定相分离。

　　二、案件中的行政行为与各方关系

　　本案公安机关采取的特殊行为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不同寻常的官民角色关系，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行政改革方向，同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在本案的行政处罚中，“拍违”的市民并非以所谓“行政相对人”的角色出现，而是反过来站在公安机关一边协助它“对付”另外一部分违章的市民。这种不以传统面目出现的官民关系尽管属于制度改革、方法创新的新生事物，完全适应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方向，但许多时候却由于人们对新生事物抱有的习惯性的怀疑、否定态度，而受到非议和责难。所谓“市民做回市民，警察做回警察”、“执法归执法，挣钱归挣钱”便是持否定意见者的代表性意见。对此，笔者却乐于为这种看似“别扭”的官民角色关系做一番辩护。

　　首先，从行政机关一方来看，其实施的是旨在调动公民积极性的行政奖励。在本案中，公安机关对公民赖先生等交通违章者实施的是行政处罚，对另一类公民孔某等“拍违”者实施的则是另一种行为——行政奖励。行政奖励是行政主体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对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或精神鼓励的具体行政行为。[6]本案中公安机关对“拍违”市民所给予的物质奖励，属于行政管理方法的创新，却被一些人讥称为公安机关在做“买卖”。尽管行政奖励与等价交易的“买卖”之间存在种种不同，二者并不能划上等号，但笔者却以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即便把这种奖励视为“买卖”，做这种“买卖”也并非就那么大逆不道。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桩买卖中，作为“买主”的公安机关获得了查处交通违章的重要线索，节省了大量的人财物开支，大幅提高了行政效率；作为“卖方”的市民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其它普通公众则得到了更加良好的通行环境和更有保障的交通安全；即便是对被拍者而言，这种“买卖”纵然会使违章者更可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却并不至于使守法者遭遇不当的错罚，也并不冤枉。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买卖”有人得益却无人受损，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当然值得一试。

　　其次，从社会公众一方来看，其履行的是旨在协助行政机关执法的公民义务。基于行政优先的行政法理和法律的规定，公民负有协助行政执法的义务。过去我们常将这种义务的承担者局限于行政机关向其发出要求的特定对象，实际上不特定的多数人也有可能作为此种义务的承担者。在交通违章行为高频出现难以查究、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情况下，公安机关鼓励市民“拍违”的通告，当可视为向不特定人提出的协助执行公务的一般要求，市民对此便负有协助义务。

　　当然，市民履行协助执法义务的方式与程度有一个较大的弹性空间可供伸缩，否则便有可能成为行政机关推诿自身职责，将执法工作转移到市民头上的借口。客观条件与主观态度决定了不同市民履行协助执法义务时在方式和程度上的差别，以拍摄违章协助交通执法而言，则摄像器材与摄影技术的限制便对许多市民构成了限制，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便否认他们对这一义务的履行。因此，本案中公民履行协助执法义务的最低程度即消极的履行方式，便是对公安机关的此项工作不加妨碍、不施破坏即可；其更为积极的履行方式才是拍摄违章、提供线索，二者均是其履行义务的方式。而公安机关对履行此项义务中的更积极者、更出色者，给予物质上的表彰，自属理所当然。

　　再次，从违章者一方来看，其接受的只不过是本来就依法应得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本案中公安机关所尝试的新的行政手段，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官民关系也并未使违章者遭受更加不利的对待。诚然，监控交通违章行为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而交管部门鼓励市民拍摄违章，将违章行为置于公众的监控之下，兴社会之力以敌一人，看起来使得违章者陷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这里似乎有滥用行政职权之嫌，而权力控制和禁止权力滥用恰是依法行政原则的根本要求，这也是本案中公安机关的行为颇受诟病之处。

　　但我们认为，公安机关的行为实际上并无可厚非。一则公安机关动员社会力量的目的旨在制裁市民的违法行为而非合法行为，在目的上具有正当性。违章的市民因此遭受处罚的可能性虽然加大了，但他们所遭受的处罚却不是额外增加的，而是本来就依法应得的。二则市民们与违章行为斗争的过程同样受制于法律的严格约束，若市民以此为由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应该受到追究。现实中已经出现有成为“职业拍车族”的市民为牟利而引诱司机违章，或者更改照相机的时间显示以造成多次违章假象等，交警部门则表示一旦发现“拍车族”存在以上行为将取消其拍摄资格。[7]三则市民提供的线索也须经过行政机关依法甄选方能形成证据并接受证据排除规则的检验，公安机关并不能因证据线索是由市民提供的而降低其要求，从而使违章者遭受不利。

　　三、蕴藏在案件背后的现代行政法理

　　进一步地，我们还可以继续探究本案背后蕴涵的现代行政法理。现代行政法理，即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它是适应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而对传统行政法理念进一步修正、发展的结果。追求政府在有限规模约束下的高效运作，鼓励公民对行政过程的积极参与，以及行政手段的不断丰富革新是现代公共行政改革最突出的特征。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对传统的行政法治理论不断矫正，以新的理念——有限政府、公民参与、行政手段革新等等，来对现代社会中的行政法现象做重新的检视和评判。对于本案，如果我们做更进一步的追问，就不得不要求我们对下面的命题做出回答。

　　首先，面对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我们能否容忍它变得臃肿庞大起来？社会管理的日益复杂与公众期望的不断上升带来的政府职能扩张已是不争的事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便进入了所谓“行政国家”的时代，到了“二战”前后，其政府规模更是达到了空前地步。同样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空前繁荣，以及转型期一系列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存在，势必要求我国政府职能大幅度地扩张以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那么，我们的政府是否就应该为此而变得日益庞大起来并不断地增加其公共开支呢？

　　一如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所业已做出的选择，我们同样更希望拥有一个“有效”然而“有限”的政府。如此一来，政府在多数时候，就将被要求满足于“掌舵”的角色而非事必躬亲地去“划桨”，从而将行政过程中的许多环节交给社会力量去完成，政府则收缩战线专事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必要的直接公共服务。这就是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出现的行政管理民主化、民营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在某些国家甚至已经出现了民营监狱。在行政管理民主化、民营化的过程中，分担政府职能的社会力量不但应当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也完全可以包括作为个体的公民在内。如果我们真正地把建设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作为目标的话，我们就既不能容忍公安机关让交通违章者逍遥法外，但也决不会同意它以此为由而不断扩充其规模和开支。既然如此，当公安机关循着这一思路，试图借助市民的力量，以较小成本来完成其法定职责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它呢？

　　其次，面对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置身事外？在依法行政的传统逻辑链条中，行政过程超脱于直接民意之外，行政机关无须听取民众意见就作出行政决定也当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公民除以行政相对人的身份被动地进入行政过程接受处理之外基本上便与此无缘。然而，伴随着传统行政模式固有的冷漠、僵化、低效对公民的伤害，更重要的是直接民意在通过立法机关向政府传递的间接过程中所遭受的扭曲被不断地暴露出来，直接民主作为一针有效的“解毒剂”被逐渐地注入到传统行政模式僵硬的肌体当中。行政民主化运动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主要潮流之一，其核心内容在于改变那种单一功能、单一主体、单方意志、单一行为、单一标准、单一效果的传统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模式，代之以在间接民主基础上有选择地结合直接民主的新模式，其客观基础在于现代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更加现实有效的参与热情与条件。直接民意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主要表现可以被概括为：对行政的直接组织和参与、对行政的直接评价和监督，以及对行政直接提出要求。公民协助执法就属于对公共行政的直接参与，它打破了政府部门对公共行政的一贯垄断，使公民能够以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相对人之外的身份置身于行政活动之中，体现了当今行政民主化的要求。

　　相对于日益繁重的城市管理任务而言，城市政府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城市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城市政府势必常常捉襟见肘。美国的许多城市便已经形成了调动利益相关者全过程参与城市治理的一整套机制，包括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发现”城市问题、参与决策、参与实施、参与监督。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现代城市管理过程固然离不开行政机关，但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则城市治理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成本也会十分高昂。[8]公民参与依法治理在我国也并不鲜见，人们对于行政立法中的征求意见和公开听证、监督行政中的群众举报和公民评议行政机关、行政首长等行政民主形式已经不太陌生，那又何妨把市民通过“拍违”而参与行政执法的行为也视为行政管理民主化的新尝试呢？

　　最后，面对公共改革的潮流，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保守观望？成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传统行政模式又被称为秩序行政、管制行政，行政目标往往简单，行为手段较为单一，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进入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行政管理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革，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现代行政管理手段的权力性、强制性色彩减弱了，淡化了，而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民主、协商的品格，体现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相互合作的精神。[9]在全球公共行政改革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许多暂新的行政手段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计划、行政奖励等纷纷涌现，共同冲击着传统行政的陈旧框架。“行政机关将会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依法实施一些权力色彩较淡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这是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10]

　　在深化体制改革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机关正进行着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方式方法创新，例如在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中大量采用电子技术手段，采用更加人性化、柔软化、灵活性的行政管理方式，通过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实现行政管理中更多更深的民众参与和民意表达，等等。广州公安机关鼓励市民“拍违”，就属于此类行政方法创新的做法。而此项创新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非议、矛盾和困难，实际上源于一些人用陈旧眼光衡量当下鲜活的社会变革所得出的评价，而这与刻舟求剑、叶公好龙又有何异！

　　四、简短的结论

　　案件终审，法效立现，利弊得失，尚难评判，本案背后的真正矛盾尚未得到解决。广州市公安机关鼓励市民“拍违”的举措已被迫暂停多时，许多原本打算群起效仿的其它城市也变得对此望而却步，这一项自其出台以来便饱受争议的改革措施是否就此偃旗息鼓、改弦更张，确需拭目以待，但我们不愿看到它就此夭折。[11]审判机关作为常规状态下公民合法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应如何通过审判工作对行政改革与行政方法创新引起的争议依法评判？如何依法规范和依法保障行政机关的改革与创新行为？笔者以为，这需要审判机关本着司法为民的原则、依循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发展的方向三思而后行，确保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合理界限和张力，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中扮演适当的角色，避免对于行政改革积极性和公民参与积极性的双重压抑。在此，笔者热切呼吁我们的政府多一分信心，法官多一分远见，民众多一分宽容，社会多一分理解，让每一关乎治道变革、有利人民利益的“良法美策”能多一分存活之机和用武之地。

　　[1] 余亚莲：《广州法院：市民拍违章照片不能做处罚依据》，载《信息时报》2004－12－03；王海涵：《“向法规叫板”：市民拍违章照片不能作处罚证据》，载《南方都市报》2004－12－03.

　　[2] 行政处罚程序中应当排除的证据材料还包括对非原本证据的排除，在听证程序中还应当适用案卷排它的原则。而本案所适用的既非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其证据材料又是直接证据与原始证据，自然无法因这两项采证规则而排除其效力。

　　[3] 当然，根据“证据在先、处理在后”的原则，原告赖先生在复议程序中的陈述已经不能够被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但它却足以说明原有的处罚证据——违章照片的真实性与关联性。

　　[4] 王利明、江伟、黄松有：《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5] 徐继敏：《试论行政处罚证据制度》，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6] 罗豪才：《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7] 据王铭铭：《广州“拍车族”设陷阱诱司机违章以谋奖励引争议》，载《信息时报》2004－02－16.

　　[8] 莫于川：《全民法治实践的参与权利与责任——依法治理主体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9] 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10] 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1] 有意思的是，在广州市公安局鼓励市民“拍违”的措施出台之后不久，2003年10月举行的我国第二届司法考试首次采用的分值、难度均为最高的案例分析题，即以此事命题。可见此项举措所受争议之大、是非纠葛之复杂。

　　莫于川 林鸿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