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广告的赔偿问题研究

关于三大通信运营商违法发布“流量
不限量”虚假广告的赔偿问题研究


近日，针对湖南工商局认定三大通信运营商发布的“流量不限量”广告为虚假广告，笔者认为消费者通过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投诉的方式投诉，通过工商局消协认定其为虚假广告，进而责令其停止发布虚假广告的行为，仅仅是维权的一部分，因此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还可以要求进行损害赔偿，是维权的另一部分，这就要提及到惩罚性赔偿的问题了，下文予以论述，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惩罚性赔偿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定，通过法院判处的由侵害人向被侵害人支付超过实际损失的金额的一种损害赔偿。围绕这个问题，先带大家来看几个典型案例：
这个故事，中国人都很熟悉。有一个美国老太太因边开车边喝热咖啡烫了腿，却成功告赢了麦当劳，获得百万赔偿。在著名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中，老太太史特拉遭受的实际损失只有2万美元。陪审团却判决被告偿付高达27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依照美国法律，只要被告存在欺诈的、故意的、恶意的、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即可适用惩罚性赔偿法规，赔偿金额可以远高于受害者的实际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后来美国有个以史特拉命名的奖，每年颁给最成功也最荒诞的诉讼案的原告律师和陪审团。
得奖中最有名的案子是奥克拉荷马的马弗·格瑞辛斯基先生。该天才买了一辆崭新的9米长的旅行车（有床，有厕，有厨房的motor home）。在回家的高速路上，他把自动驾驶定在120公里的时速，就离开驾驶座到后面煮咖啡去了，最后出了大车祸。幸好，该位老兄还活着，并且状告该车制造厂而得到175万美元赔偿，外加新车一辆，理由是车子的说明书上没有说：不可以离开驾驶座到后面去煮咖啡。案子过后，该制造厂真的把这一条加在说明书上了。
1999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早就知道油箱设计有问题，但为了利润而不及时修改，造成了6人严重烧伤。法庭判决通用汽车公司支付补偿性赔偿1亿美元，惩罚性赔偿48亿美元。这种惩罚性赔偿针对大企业，保护弱势群体，旨在对侵权者主观上的恶意和不道德进行严惩，以求杀一儆百。
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诽谤、诱奸、恶意攻击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誉损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进入20世纪后，大公司和大企业蓬勃兴起，各种瑕疵商品导致的消费者损害案件也频繁发生。大公司财大气粗，对于消费者的补偿性赔偿，很难遏制其为追逐赢利，而制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冒险。于是，惩罚性赔偿逐渐适用于产品责任领域，赔偿金额也不断提高。
国内陆续出现假药案、假奶粉案例后，唤起了人们对一个匪夷所思的笔记本纠纷案的记忆：1997年8月，王洪购买了恒升笔记本电脑一台，因电脑质量问题与厂商产生纠纷，多次交涉未果，王洪自觉上当，在网上发了一篇《请看我买恒升上大当的过程》。此文一出，跟帖无数。恒升认为王洪侵犯了公司的名誉权，遂发起诉讼。2000年12月19日，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向恒升公司赔款9万元。2001年3月12日，被告因无力支付赔款，而因“拒不执行判决”被拘留。最后还是免费帮王洪代理案件的律师从多位同情者处筹得9万元交给法院，这个倒霉的消费者才在“消费者保护日”的前两天重见天日。
这一判决，在当时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引起巨大轰动。新兴的网民将判决视为对网络言论自由的最大挑战。终审判决当日，恒升的网站被黑客贴出醒目的黑底白字“赢了官司，输了世界”，王洪被拘当日，又一位网民借用了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了”。判决作出后一年，恒升就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消失了。赢了官司的恒升，市场却给了它最严厉的惩罚。
其实，人们对于赔偿更为通俗的理解是赔多赔少的问题。我国法律中一直未明确惩罚性赔偿制度，直到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才正式建立了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规定借鉴了英美法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这就是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第一次明文规定。
2014年在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时候，对此进行了重大修改，这次修改催生和强化了消费者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标志着我国以消费者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向法制化、民主化迈出了一大步。我国公民作为消费者应该拥有的权利，第一次在国家法律中做了系统规定。
大家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该条共有两款，都是关于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其中第一款是关于欺诈行为的赔偿。规定的具体内容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条规定实质上是关于经营者违约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第二款是关于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的赔偿，这一规定实质是人身损害赔偿中的惩罚性赔偿，属于侵权行为的损害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具体内容是：“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回望中国，期待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审判的呼声，早已高过对其道德审判。但当消费者认为消法中规定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希望获得更多的赔偿时，不得不选择漫长而高成本的诉讼维权之路，正因为如此，许多消费者放弃了维权，部分企业也继续铤而走险。
为什么近年来，假奶粉、假疫苗案例层出不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赔偿机制上的震慑力不足。消费者和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很高，司法实践中一般只判决赔偿实际损失，不考虑受害者耗费的时间、精力等成本。由于缺乏惩罚性赔偿，违法者的违法成本很低，补偿性赔偿的标准远远不足以抵御其为逐利而制售不安全食品，有问题的产品的贪婪。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才能保护守法企业的公平竞争。也只有对诉讼的恐惧才能令制造商们重视产品质量，更不会为小利而冒大险。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颁布，明确了消费者的权利、确立和加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基础、弥补了原 有法律、法规在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调整作用不全的缺陷。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有不少内容涉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如《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但是对于因提供和接受服务而发生的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问题，只有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做出了全面而明确的规定。
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因三大通信运营商发布的“流量不限量”虚假广告而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要求三大运营商对其受到的损失给予三倍金额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