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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模式探析

发布日期:2020-05-25    文章来源:互联网
摘 要: 以大卫·科茨为代表的美国SSA理论流派对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进行了病理式解剖研究。科茨揭露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扩张与停滞收缩的波动机制, 思考了2008年结构性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和重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四种可能性替代模式: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大公司主导的“管制资本主义”、劳资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和“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科茨不仅探索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还揭示了美欧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有可能会窃取西方民主议会制度, 重返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道路, 各国应当关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社会运动的危险轨迹, 以制定抵抗战略和走向进步的未来。

  关键词: SSA理论;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制度转型; 替代模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 (David M.Kotz) 作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 简称“SSA理论”) 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内涵、兴起原因、经济扩张与经济停滞的波动机制、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制度转型以及未来替代模式进行了系统性、创新性的理论分析。根据SSA理论基本观点, 科茨认为, 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制度转型, 以特朗普政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有可能会绑架西方民主议会制度, 这将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和不利的政治后果。

  一、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制度转型的理论

  科茨始终紧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发展的脉搏, 不断推进SSA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1994年, 科茨与特伦斯·麦克唐纳 (Terrence McDonough) 、迈克尔·赖希 (Michael Reich)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发展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nd Crisis) 一书中, 对SSA学派的理论观点作了全面的介绍。2010年, 以上学者又出版了《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危机: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书, 进一步对20世纪40年代“管制资本主义” (Regulated Capitalism) 到21世纪初“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运动动态和制度变迁进行跟踪研究。在201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一书中, 科茨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兴起的原因、运作机制、结构性危机以及制度转型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思考, 清晰地勾勒出1940—2015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是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一般规律与具体历史时期和具体历史制度相结合的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SSA理论的基本主张是:一个强劲的资本积累阶段要求存在“一套广泛的社会制度安排”, 资本主义“长波是资本积累过程和一系列巩固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套制度, 被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1科茨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停滞更替的背后是SSA的建立和崩溃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具体地说, 即一定时期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制度设置会促进利润增长和持续的经济扩张, 2但这套制度设置本身又蕴含着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另一时期和阶段, 过去的制度设置逐渐成为阻碍资本积累的障碍, 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爆发, 这就意味着唯有通过构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才能解除这场危机。3科茨专门解释了SSA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他认为, 若要出现一个“长期强劲的资本积累”阶段, 就必须存在一个特定的SSA, 其潜在理由是资本主义充斥着阶级冲突和竞争, SSA 的功能就在于调节阶级冲突和竞争, 进而创造足够的制度稳定性和利润可预期性, 为资本快速积累创造前提条件。例如, 二战后构建的“资本—劳动妥协”的“管制资本主义”的SSA囊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 工会工人的战斗性和激进性遭到 “红色整肃”和 “抑制劳动法律” 的压制;另一方面, 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合作通过集体谈判和立法而获得, 同时大资本集团愿意定期增加劳工的工资, 以保证对劳动过程的有效的资本主义控制,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4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未来发展模式探析


  SSA理论强调, 当某一个SSA推动经济扩张和资本快速积累的潜力耗尽时, 就会爆发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 必须通过构建新的SSA来重新恢复资本积累。5科茨认为, 1973—1979年, 资本主义“滞胀”危机中出现了高通货膨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末, 以美国大公司CEO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 (The Business Roundtable) 和以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传统基金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胡佛研究所 (The Hoover Institution) 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纷纷转向支持新自由主义学说。1981年1月, 里根执政后的政策改革加快推进新自由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一整套制度的构建,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支撑下的“管制资本主义”很快就被抛弃了。6

  科茨探讨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 形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SSA的一整套制度设置, 具体包括:“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放松对企业和金融业的政府管制;私有化和外包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大企业和富人减税;无约束的市场竞争;市场规则渗透进企业内部。”71980年以来,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制度确实带来了长达25年的经济扩张和利润增长, 但同时也导致了三种发展倾向: (1) 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普通民众实际收入的长期停滞或下降, 必然带来有效需求不足, 加剧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破坏导致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采取“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普通民众被迫进行维持生计的含“次贷”在内的过度消费信贷。然而, 靠不断增长的家庭债务来支撑的经济扩张是不可能持久的。 (2) 金融投机盛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推行放松金融管制、无节制的企业竞争以及大公司的市场化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施促使企业销售越来越奇特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来获取高额利润, 即利用“以钱圈钱”的资本自我循环来实现资本增殖, 导致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 (3) 一波又一波的资产泡沫刺激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以上因素在推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一系列经济扩张的同时, 也埋下了引发结构性危机的祸根。8到2008年,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突然跌入结构性危机。9此次危机已不再是温和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 而是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危机叠加, 是整个扩张长波时期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大爆发。科茨敏锐地观察到2008年结构性危机后资本主义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制度转型, 即向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或新法西斯主义政权转型。

  二、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与制度转型

  2007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自2009年夏季经济开始复苏以来, 美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1%至2%, 全球经济则陷入长期停滞、低迷状态, 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依赖债务融资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已枯竭。10这种结构性危机必将促使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SSA发生制度转型。科茨指出,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资本主义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 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产生了三条不同的制度转型路径: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出现了极右翼民族主义的专制政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盟军推翻之前, 的确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改良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二战后的美国、英国和西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此外, 社会主义从苏联扩散到东欧、中国、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SSA崩塌后, 以特朗普政权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包括土耳其、印度、匈牙利、波兰和菲律宾甚至俄罗斯再次兴起了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11 2016年6月, 英国“提前”决定“脱欧”, 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 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从而导致全球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科茨指出, 一旦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得到巩固, 它们将限制长期存在的个人权利, 并诉诸暴力来解决国内外经济社会问题。20世纪30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崩溃曾经导致法西斯主义政权上台并引发世界大战, 今天人们认真研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发展轨迹, 了解这种危险轨迹的根源, 有助于制定抵抗战略和走向进步的未来。12

  科茨指出, 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和经济长期停滞是人们抛弃奥巴马、希拉里代表的民主党而选举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原因。一方面, 政府牺牲公众养老金去为大企业和银行机构救市, 导致普通民众对富人和民主建制精英的愤怒情绪不断积累。另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中产阶级接受精英教育机会降低, 阶级流动渠道逐渐缩小的状况不断恶化。与此同时, 在政治上长期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白人蓝领阶层这类选民文化程度不高, 经济上比较困难, 他们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抢占其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深感不满, 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侵蚀感到极为焦虑, 他们持白人至上主义, 把怨恨和不满倾泻到少数族裔和移民身上。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 呼吁替代现有的秩序, 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方面, 强调民族主义、仇外心理、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以及一种能够恢复过去荣耀的复仇主义, 提出一整套“让美国重新伟大起来”的战略目标。13特朗普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口号和意识形态吸引了厌倦民主建制政治的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工人, 到2016年, 美国大部分人口已准备好接受与既定政策的激进背离。特朗普最终打败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希拉里, 获得总统选举胜利。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 他既不属于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共和党内建制派, 也不属于最右翼的茶党, 其思想与共和党正统观念大相径庭。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于极右翼、福音派和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 (WASP) 团体。14他宣称复兴国家干预主义, 推行就业和经济的国家主义计划, 要求把更多的国家支出用于军事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特朗普并不反对政府资助的医保体系, 他甚至攻击华尔街和大银行, 说它们剥削了人民却几乎完全不缴税, 因而他不愿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他对外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反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贸易, 要求废除美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 力图重振美国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迫使企业在美国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 这与20世纪30年代孤立主义和亲纳粹团体的口号非常相似。15

  在政治上, 特朗普煽动种族仇恨, 发动人民去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阻挡穆斯林和攻击华尔街, 摒弃了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形成的“政治正确”共识, 鼓噪重新回归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导的文化理念。特朗普指责非法移民摧毁了美国, 要求墨西哥政府出钱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隔离墙, 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特朗普鼓吹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导致当前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 宗教种族主义卷土重来, “三K党”“另类右翼”等各种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又纷纷走向台前。16

  在国际关系领域, 自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欧各国政府除了纷纷出台“救市”措施, 还试图凭借强大的金融、政治和军事实力, 通过贸易战甚至军事战争来打垮竞争对手的经济实力, 积极向世界分工体系的外围国家转嫁和输出经济危机, 为国内资本的新一轮积累抢夺外部空间。17科茨谈到, 特朗普等鼓吹国家历史上的强大和荣耀, 美化暴力和军事野心膨胀, 在国际社会挑起仇恨, 教唆对政治对手的报复。特朗普谴责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 挑战新自由主义国际政策的各个方面, 并暗示核扩散是可取的。18特朗普还主张美国利益至上, 鼓吹使用暴力打击反对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新兴大国。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 想要进入世界工业产业链的高端战略领域分享既有工业国家的红利, 必然引起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惧和制度偏见。因此, 特朗普政权不断制造地缘政治矛盾, 在人民币汇率、金融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企图通过“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争”来驯服中国经济。

  科茨指出, 一方面,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现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有可能会窃取西方民主议会制度, 这将对世界和平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19另一方面, 由于特朗普政权结构中新自由主义势力仍然强大, 他很可能未能巩固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 共和党内多数统治精英正在努力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 但这种努力也只会使美国和世界经济继续陷入停滞、衰退。

  三、国际金融危机后重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四种趋向

  根据SSA理论, 资本主义一旦发生结构性危机, 就需要通过重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来解除危机, 以恢复利润增长和持续的经济扩张。2008年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后, 在美国和欧洲, 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以及社会主义思潮都有反弹。其中, “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盛顿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支持者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出现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倾向。20科茨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四种可能性趋向, 认为新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的重塑最终取决于多种力量相互斗争的结果。

  第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可能趋向是全球兴起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其重要特征是国内经济上的管制和在全球系统中表现出特别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形式, 甚至向法西斯主义演变。21尽管特朗普执政后表明他将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右翼民族主义政权, 但当选执政之后, 特朗普不得不调整他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纲领所主张的干涉主义的国内经济政策。第一个挑战来自他自己的政党即共和党的内部分歧, 他所面对的共和党国会里充满了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保守派。特朗普急于让国会共和党人保持一致并避免叛乱, 他不得不向其妥协和采纳了很多关于国内经济、社会政策的新自由主义议程。22此外, 除了来自美国政治结构和官僚渠道的阻挠外, 美国文化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反独裁主义的压力使其政策难以实施。总之, 目前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策方向还在变化、摇摆之中。

  第二种是大公司主导的“管制资本主义”。在美国, 劳工和公民运动一向处于弱势, 大公司和银行机构对政府政策制订和民意形成一直具有很大影响。23本轮危机爆发以来, 由于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他们利用公共财政资金“救市”来挽救自身金融投机赌博的失败, 并进一步打击劳工阶级, 因此, 工人在美国当前经济社会中的议价能力是很弱的, 这就导致了大银行和金融企业作为主要的参与者来操纵、控制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24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 国际金融危机后, 尽管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 但大企业集团并不坚决反对国家干预, 只不过他们所认可的政府干预重点是对军事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25科茨指出, 这种大公司主导的“管制资本主义”对于广大劳工来说, 仍然面临着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 这必然会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必要的调整带来严重的障碍。

  第三种是劳资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科茨认为, 当前美欧盛行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的镇压政权, 对全世界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前景。他希望能够出现一种新的以人民利益为主的改良资本主义的SSA, 这种左倾的资本主义SSA或有可能摆脱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科茨谈到, “正如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 如果出现另一种资本—劳动妥协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就能导致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上升, 经济可以进入稳定的经济扩张时期, 并以可再生能源和更具资源效率的生产和运输模式为基础, 采用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26科茨同时也指出, 只有出现强大的民众运动和更强有力的工会运动, 使得大公司集团愿意与劳工进行谈判, 才有可能产生资本与民众之间实行民主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

  第四种是向“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演变。科茨指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 人民艰难地对抗着生活中的种种威胁, 他们随时可能会失去住房、工作和医疗保险, 以及一生大部分的积蓄。西方国家广大民众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深刻质疑和猛烈冲击。西方左翼激进政治力量也不断觉醒和重新集结队伍, 爆发了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占领华盛顿运动”、法国“黑夜站立”大规模反抗运动, 葡萄牙、意大利、希腊、挪威、瑞典、英国、爱尔兰、德国也爆发了大规模群众罢工示威游行。在这些激进社会运动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行不通”以及“资本主义正在衰亡, 社会主义是替代”等口号、标语。因此, 科茨认为, 目前除了右翼专制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资本主义的渐进式改革外, 还有一种可能的变革方向:即超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实施以人类的需求来引导生产的社会制度, 而不再以无限资本积累的利润动机来引导社会生产。27

  科茨所期望在美国实现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他认为, 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扭曲的社会主义版本, 它的重要缺陷之一是人民缺乏对政治权力运作的参与权和发言权, 而“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未来替代制度, 因为它能让社会主义的受益者获得政治权力。计划经济的相关方和受益者, 比如说工人、劳动者、消费者, 都应该在该政治权力架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 以保证在决策过程中所有团体的意见和利益都会得到考虑。因此, “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保障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但科茨承认, 目前在美国既没有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 也没有激进的劳工运动, 社会主义尚未提上日程。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这一趋势的实现需要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历史前提和主客观条件, 阶级斗争最终决定变革的方向, 但这需要经过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28

  四、关于科茨对21世纪SSA理论创新发展的评论

  马克思作为伟大的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家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和经济运动规律作了最鞭辟入里的揭露。之后, 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布哈林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着充分显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的继承, 即对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和运动规律的关注。在他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探索的100多年后, 资本主义已经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演进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再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了。在这一阶段, 西方左翼学者坚持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来解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例如,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尔奈斯特·曼德尔 (Ernest Mandel) 提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 揭示了二战后“资本的基本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特征。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主要代表保罗·斯威齐 (Paul Sweezy) 、哈里·马格多夫 (Harry Magdoff) 探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停滞趋势和金融资本扩张趋势的双重特征以及内在联系。20世纪90年代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提出”垄断金融资本“理论,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不能为其实体经济的过度资本积累寻找到出路而陷入停滞, 各国政府宣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本质上是利用金融化 (一波接一波的资产泡沫) 来虚假地克服垄断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问题, 最终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以科茨为代表的美国SSA理论流派吸收了资本主义长波经济理论、法国调节学派以及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优点。1994年, 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 科茨指出, SSA学派早期使用的“长波”概念是指与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相联系的资本主义50年长周期, 现在SSA流派转而使用“长期波动”概念, 目的是要表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交替, 而不是要表达某种周期性的、规则性的模式。29科茨对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病理式解剖研究, 深刻地揭露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扩张与停滞收缩的运动机制, 思考了结构性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和重建“积累的社会结构”的四种可能性替代模式。从更大的范围来看, 科茨建立了一个以全球化、金融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SSA框架, 揭示了全球帝国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科茨的理论不仅揭示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这一基本矛盾, 它导致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与虚拟经济金融危机相互交织, 资本主义制度愈来愈走向末路。同时, 他也敏锐地揭示了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正在绑架西方民主议会制度, 这将导致灾难性的世界后果。科茨的创新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SSA理论流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其次, 科茨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结构转型中美欧国家出现的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 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科茨将新自由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异化的政治形态, 在功能和后果上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危害进行比较。二战前, 德国中产阶级的贫困衰落导致法西斯政权的崛起和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今天, 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衰落与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崛起依然有着历史的可比性, 它究竟是将世界带向战争灾难, 还是催生更加高级的社会替代制度?中国学术界应当高度重视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内在机理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中国想要实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来说, 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前, 在美国大企业经济精英和政治统治精英中, 阻止或者至少减缓中国崛起已达成一种共识, 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利益格局造成的——二战以来, 美国国际垄断资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 通过美元霸权形成了美国单凭印刷纸钞就能攫取全世界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极不公平的世界资本积累体制。今天, 中国“一带一路”远景规划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这是对美元霸权及其世界资本积累体制提出的严重挑战。其次, 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和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这必然引起美国使用各种“巧战争”如意识形态、金融规则、科技垄断和经济制裁来遏制打压中国。尽管中国一再倡导建立一种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诉求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弘扬各国共建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当前美元霸权主导下的世界资本积累体制和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政治霸权结构是不允许放弃其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的, 如何应对来自特朗普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时代挑战已迫在眉睫。

  科茨认为, 从历史上看, 不断增加的劳工和左翼激进社会运动可能是唯一对当前右翼专制民族主义政权的有效抵抗力量。他给出的建议是, 中国现在需要积极与世界左翼激进政治力量和组织团结起来, 形成强大的世界左翼阵营, 才能形成对国际垄断资本力量的有力钳制, 才能推进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注释

  1 David M.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9, No.4, 1987, pp.16-38.
  2 David M.Kotz,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1, No.3, 2009, pp.305-317.
  3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4 David M.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9, No.4, 1987, pp.16-38.
  5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6 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4.
  7 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5.
  8 David M.Kotz, “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A Systemic Crisis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1, No.3, 2009, pp.305-317.
  9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10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1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2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3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4 Mohammed Cherkaoui, “Donald Trump:The Rise of Right-wing Politics in America”, see from https://studies.aljazeera.net/en/reports/2016/07/clone.of.Donald-trump-rise-wing-politics-america-1.html.
  15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6 周琪等《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同时兴起?》, 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第3期。
  17 张宇等《危机和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 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8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19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20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21 David M.Kotz,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Marxist Theory, and System Transformation” ,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9, No.4, 2017, pp.534-542.
  22 David.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3 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01.
  24 [美]大卫·科茨《目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 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25 David M.Kotz, The R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15, p.201.
  26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7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8 David M.Kotz, “The Specter of Right-Wing Nationalism” , see fr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5/donald-trump-neoliberalism-right-wing-nationalism.
  29David M. Kotz,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A Critique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9, No.4, 1987, pp.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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