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设立居住权是否受到诉讼时效限制

原告诉称
赵某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赵某峰对案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2.案件受理费由赵某芬负担。
赵某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赵某峰起诉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赵某峰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赵某峰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遗漏许多重要事实，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赵某峰出生后从未实际居住于A号公房（以下简称A号公房），不享有居住权。赵某峰并非真正的“被安置人”，赵某峰属于空挂户，赵某芬念及亲情，同意其户口迁入A号公房，其是最大受益者。赵某峰优惠面积为15平方米，按照优惠差价3515元/平米计算，为52725元，这些优惠不能等同于居住权。即使赵某峰使用权成立，其也仅享有15平米的居住使用权。
一审判决不具有可执行性，对赵某芬显然不公平。合同载明安置人口6人，如果均向赵某芬主张居住权，赵某芬将无法正常居住使用北京市东城区一号（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赵某芬实际支付了购房款，是案涉房屋所有权人。赵某峰现有房居住，其在过去近20年里从未向赵某芬主张案涉房屋居住权，足以说明案涉房屋居住权对其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赵某峰本人拥有西城区房屋，其父母也有多套房产可供其居住，不存在对案涉房屋居住权的现实需求，也不符合居住权的设立初衷。案涉房屋系赵某芬唯一房产，是赵某芬赖以生存养老的唯一住所。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居住权设立有约定或法定两种，本案没有约定，且赵某芬对赵某峰主张持否定态度。

被告辩称
赵某峰辩称，同意一审判决。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一审认定证据正确；赵某峰是拆迁房屋的实际被安置人。拆迁前，赵某峰居住在A号公房内。赵某峰出生前，父母也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本案不存在可执行性的问题，赵某峰在确权后可以主张相应赔偿。根据就地安置合同，除了赵某芬外，其他5人都可以主张用益物权。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

法院查明
2001年11月20日，赵某芬（乙方）与D公司（甲方）签订《安置合同》，应安置人口6人，分别为赵某芬、赵某皓、赵某洁、赵某峰、刘某聪、刘某鹏。乙方选择就地安置方式，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双方同意安置住房房价款合计为127973元，实际购房金额为127973元。2003年6月28日，赵某芬（乙方）与D公司（甲方）签订《回购就地安置住房补充协议书》，约定乙方购买就地安置住房为一号。上述协议签订后，赵某芬于2004年4月2日取得案涉房屋产权证。
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案涉房屋系赵某芬在A号公房拆迁后经购买取得所有权之房屋，赵某峰系《安置合同》载明应安置人口，且根据危改房改造回购安置住房房价计算表所载，在案涉房屋购买价格中存在基于安置人口因素而享受的优惠政策，因此房屋所有权人依据安置合同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负有保证赵某峰作为被安置人居住使用案涉房屋的义务。
综上，赵某峰要求确认对案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赵某芬提交新证据：证据一，不动产登记证书及购房收据，欲证明赵某芬为案涉房屋所有权人，其支付了购房款。证据二，2001年11月20日孙某清签署的《就地安置合同》，该份合同汇总被安置人为四人，欲证明当时安置合同写这么多人是因为购房享受优惠。证据三，2015年7月13日《协议书》，签订人为赵某鑫、孙某清、赵某芬、赵某春、赵某洁、赵某皓，欲证明一家人全部房产通过协议确定并履行完毕，赵某峰及其父母在北京有多套房产，对案涉房屋无居住权。赵某峰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并主张《就地安置合同》《协议书》不涉及案涉房屋。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无异，本院予以确认。

裁判结果
确认赵某峰对北京市东城区一号房屋有权居住使用。

靳双权点评
结合庭审情况及赵某芬上诉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赵某峰是否有权居住使用案涉房屋。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系赵某芬在A号公房拆迁后购买取得，《安置合同》中载明赵某峰为应安置人口，购买案涉房屋的价格中存在基于安置人口因素享受的优惠政策，故判决确认赵某峰对案涉房屋有权居住使用，系正确的。关于赵某芬以赵某峰未实际居住使用过A号公房为由，认为赵某峰对案涉房屋没有权利居住使用的上诉主张，根据《北京市东城区城市房屋现状入户调查表》的记载，A号公房中的居住人员包括赵某峰，虽然赵某芬称该表记载并不真实，将赵某峰列为居住人口是为了减少购房款，但针对其陈述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故赵某芬的该项主张，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赵某芬主张赵某峰起诉超过诉讼时效，因本案系用益物权确认纠纷，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故对赵某芬该项主张，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