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愿和强制有机结合，最终保证有拘束力的解决(仲裁)，同时规定强制程序的例外

　　公约首先尊重各国自由选择解决争端方法的优先权，“成功地把自由选择各种争端解决方法与利用现行所有方法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了” 。这种对各国自由意愿的优先尊重也体现在对强制程序的选择上。在自愿选择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时，争端当事方有义务接受公约提供的四种管辖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特别仲裁4种。这四种强制程序处于平行并列，横向竞争的地位，缔约国可按照各国国情和法律传统的差异择一适用 。为了避免由于缔约国无选择或选择不一致时而导致管辖落空，在出现此种情形时，根据附件七成立的仲裁法庭则适时发挥“剩余备用”作用，从而保证争端获得最终有拘束的解决。

　　同时，公约又规定了限制和例外。对某些争议如违反公约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等规定的，应适用强制解决程序，但由于沿海国行使斟酌决定权，暂停或停止科学研究计划，沿海国EEZ和大陆架的科学研究，EEZ内对生物资源主权权利及其行使等引起的争议，适用无拘束力的调解程序。其次，为了实现主权和公约的最大协调，消除部分国家的顾忌，公约专立一条即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某些争端不接受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如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条文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sea boundary delimitation)，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的争端等。有学者对此表示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妥协正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纳主权者加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其广博的包容性，从此角度及为和平解决争端虑，诸多的例外和妥协是值得的(worth the sacrifice) 。

　　3、 体制上的创新——国际海洋法法庭

　　是否在公约内设立一常设司法机构来处理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在海洋法会议期间经历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在以77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得以成立并于96年10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如前所述，公约容纳了多种并行不悖的审理机构,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法庭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约》仍处处体现了对于法庭的侧重，使其在强制解决争端方面居于天然优势地位。

　　首先，正如国际海洋学院的代表帕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说，“与成立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相比,更有用的是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组成的常设机构,能够对这种政治妥协给以权威解释” ，《公约》本身诸多的原则性规定决定了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理解和分歧。这时，由缔约国按照条约组织的专门司法机构即法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消政治妥协色彩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公约》在适用过程中的一致性，实现法律可预见性的目标; 其次，法庭管领下的海底争端分庭对海底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 ，即不需要双方事先就接受管辖发表声明，这比法庭更进了一步，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公约第187条对其管辖事项(大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了详细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制管辖不应妨碍管理局行使斟酌决定权，且对于有关开发合同的解释，适用争议已提交商业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审理。可以说，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划定了“雷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