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附随义务与不真正义务
　　所谓不真正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相对人虽不得请求义务人履行 ,义务人违反也不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 ,而仅使负担此义务者遭受权利减损或丧失后果的义务 ,理论上也称 间接义务。《合同法》上为受害人规定的不 真正义务主要就是减轻损害的义务 ,简称减损义务。减损义务所指的损害是指受害人自己的损害 ,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不得让义务人赔偿他人损害 ,而是使其自负损害 ,与一般法定义务违反的后果颇不相同 ,所以才称 为“不真正义务”。如《合同法》第 119 条 , 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 ,对方应当 :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 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 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附随义务是向对方所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应向对方承担责任；而不真正义务并非是向对方承担的义务，违反该义务亦不会产生向对方担责的情况，只是自我遭受不利益。

三、附随义务的种类
　　债之关系为一种发展性之过程。附随义务是在债之不断发展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义务，唯其产生不得脱离诚实信用原则，其功能仅为辅助给付义务的实现。我国《合同法》中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 ,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告知对方的义务。关于告知义务，《合同法》第158条、第191条、第228条、第230条、第 232条、第256条、第257条、第278条、第298条、第 309条第338条、第370条、第373条、第384条、第389条、第390条、第399条、第413条等分别作了规定。
（2）关于说明义务，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义务。《合同法》除了在总则中规定格式条款提供者对免责或限责条款的说明义务外，还在分则第199条、第231条、第304条、第307条、第324条、第356条、第383条等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3）关于协助义务，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 履行义务 ,以使合同能顺利履行的义务。在 合同关系上 ,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 积极的给付义务 ,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 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 ,就必 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 ,配合债 务人完成履行行为。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 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 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 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 ,诚实信用原 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合同法》第259条、第260条、第275条、第277条、第289条、第309条、第331条、第335条、第357条、第358条、第359条、第385条、第386条等均作了相应的规定。
（4）关于照顾义务，债务人履行合同时 ,应 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中的标的物 ,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合同法》第156条、第247条、第265条、第301条、第 416条则作了规定。
（5）关于保密义务，保密义务又称为忠实义务 ,是指合同当 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而了解到的对方 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在合同订立时 ,为 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 ,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 露自己的一些秘密。这些秘密主要表现为 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合同法》法第266条、第324条、第346条、第 347条、第350条、第351条、第352条作出了规定。
（6）关于保护义务，当事人履行合同时 ,应 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 ,保护相对方人身和财 产利益。《合同法》第333条、第282条、第303条亦有规定。

　　上述情形表明，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给予了全面的认可。可以说，附随义务使社会对合同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严密、更加细腻。虽然附随义务及其法定化，对维护社会权利，追求衡平正义意义重大，但是如果认为依靠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可以完全达到现代合同关系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衡平，实现实质正义，则期望值过高。合同法的属性与社会现实两方面决定了附随义务法定化只是民法在其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矛盾、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方法，因而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其一，附随义务法定化并未改变其“附随性”。附随义务为合同法确认之后，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无疑提高了附随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其附随性。首先，合同法对其关注程度远远不及对约定义务及与约定相关的法定义务的关注程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共有428条，而对附随义务之规范从总则到分则不过40余条。其次，从实际的合同关系看，亦是如此。附随义务一般是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产生的，告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内容均是根据合同之事项和现实情况确定，因此，附随义务从属于约定义务。这也说明了现代合同法中社会权利之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亦具有附随性，其保障社会权利、维护社会利益的程度和范围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个中原因是在合同法视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为主的民事关系，契约自由原则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是此限制与其作用的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场之手调节经济的微观基础，扼杀自由意志便会窒息市场生气。[6]：

（四）经济法对合同履行中附随义务的扩展
　　合同法以形式正义为理念，以概括性规范为主要内容，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最大的程度上给予市场主体等待遇，协调最一般最经常的交易行为，鼓励了交易活动；经济法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给予具体市场主体以差别待遇，调整了特殊的合同关系，保障了合同法正常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因此在经济法中对具有平衡个人权利、利益与社会权利、利益，追求实质正义的功能附随义务的规定具有了不同于《合同法》的规定具有体现了[7]：
（1）首先，在经济法中，附随义务由合同法中的附随地位上升为主体地位。因为经济法调整与社会权利、社会利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的合同关系或者合同关系的特殊方面，附随义务无论在宗旨、目的抑或性质、作用上与其均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故而，将附随义务纳为主要内容，在部门经济法中屡见不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点规定经营者的义务、消费者的权利。这些义务以内容而言，即是保护义务、说明义务、告知义务等。
（2）其次，经济法强调了合同关系中强者的附随义务。合同法奉行抽象人格之立法模式，在其视野中合同当事人的实力和地位没有差别，因而对当事人承担的附随义务之内容和机率的规范是中庸持平的。但是在经济法的视野内，合同当事人不仅有经济实力之别，亦有信息实力之别，当事人承担的义务是既难以亦不应持平的。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强了作为强者的经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以保护合同关系之弱者消费者，实现实质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