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社会学专家顾骏表示，法律对酒后驾车处理相对宽容，是导致酒后驾车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他说，很多国家对酒后驾车“零容忍”，例如美国酒后驾车以二级谋杀定罪，他们对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则更低;此外，在美国，餐厅卖酒给司机将会承担连带责任。

　　“在我国，大多只是吊销驾驶执照、罚款，酒后驾车的成本太低了。”顾骏分析，在酒后驾车的群体中，私家车司机的比重较大，他们中有些人甚至存在“钱能摆平一切”、“出事后能搞定”的错误观念，“提高酒后驾车的违法成本迫在眉睫，目的是为了让车主们不敢酒后驾车。”顾骏说。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政策研究处处长刘岷说：酒后驾车实在太危险了，一幕幕酒精“杀人”的惨剧，提醒我们执法部门应该加大处置力度，“现行的法规将醉酒驾车、飙车致人死伤的恶性行为参照一般交通事故来处理不太公平，应当对醉酒驾车施加刑罚。”

　　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说：根据相关法律，交通肇事罪最高可判处三年，而交通肇事是过失犯罪，刑法中过失犯犯罪最高可判处7年。对酒后驾车施加刑罚，客观上将拉高交通肇事的刑罚，若过失犯罪加重了故意犯罪的刑罚也就会被相对抬高。

　　“情绪化的表达可以理解，但反映到立法上需要冷静，要注意统筹兼顾，到头来只怕酒后驾车问题未必解决了，社会其他问题陆续发生连锁反应。”张培鸿补充说，我国在处理醉酒驾车通常采取行政处罚拘留最高15天，这个处罚过轻，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用其他处罚来填补。

　　汽车社会如何提升“交通文明”短板?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逐步提高，我国步入了名副其实的“汽车社会”。然而，由于交通文明的缺失，本属于公共资源的道路，被老百姓看成是车内车外“生命权”不对等的一个场所。

　　张培鸿说，短短三十年，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迅速赶上并超越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累积的路和车、车和人的关系。遗憾的是，交通文明和法律规则不是朝夕之间能够形成的，于是，路、人和车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

　　一般而言，对一个处于经济起飞和成长时期的社会，会选择对车辆及驾驶员更为宽松的政策。比如日本六十年代规定在封闭的高速公路上撞死行人不负法律责任。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或者社会开始产生新的矛盾的时候，这些规则就会被修改完善，方向是尊重人的生命和健康，回归到保障行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