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太原市纪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等事宜报告的通知》，从9月1日起，太原市副科级以上官员，本人和直系亲属操办的婚丧嫁娶、生日祝寿、国外留学、国外定居等喜丧事宜，必须全部进行书面报告。

　　没有操守意识，技术永远是遏制权力的稻草人

　　对于权力的约束，理念层面相比技术手段更值得追求。而且，与中国变革历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对权力的技术性约束往往并不能奏效。比如，各地禁止官员婚丧嫁娶等操办现象也多有规定，但现实中这些禁令往往流于形式，技术手段往往被缺乏操守的权力行使者肢解得遍体鳞伤。如果太原市因此规定就杜绝了官员们大操大办以及借机的腐败行为，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因为，技术永远都会被操守缺乏者发现漏洞。

　　没有操守意识，技术永远是遏制权力的稻草人。就像经济的原则是效率，政治的原则是平等，文化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一样，对于约束权力、培养权力操守，我们需要抛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做法。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不过是让诸多弱智禁令中再增加一条而已，并不能奏效。公共权力是为民谋的手段，而不是官员为己敛财的途径，这是权力最根本的操守，也是为官者的禁忌。而只要缺乏操守之心、禁忌意识，权力的技术约束都难免流于形式。

　　官员婚丧嫁娶申报政策敌不过“对策”

　　通过申报究竟能多大程度起到遏制官员利用操办婚丧嫁娶收财敛财的作用?不知道太原市政策出台者对政策执行效果有多大的“底气”。因为无论是政策规章、法律法规，要想取得预期的成效，除了政策制定者坚持良好初衷、遵循法律常识之外，有效的执行是确保取得预期成效的一半。无法高效执行的政策，制定初衷再好，最多也就是“纸上谈兵”的一场秀，或者是愚民的“噱头”而已。

　　看看一些领导干部是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请客方式由发通知、发请柬等公开直接告知，向间接暗示转变;操办方式由一次大规模操办向多次小规模操办转变;操办地点由本地向异地转变;操办人由领导干部本人名义向假借亲属、朋友等他人名义转变;收钱方式由设台建账公开收钱向暗地零散收钱转变……面对如此“对策”，类似于太原市“婚丧嫁娶邀请对象主要限于亲属、挚友范围”、“规模一般应控制在十五桌以内”的规定还有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