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渝五中法民终字第XX某
上诉人（原审被告）：X某，男，19XX某11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X某X。
委托代理人：XX，重庆XX某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X某，男，19XX某4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X某X某X
委托代理人：XX，重庆XX某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X某，住所地重庆市X某X某X
法定代表人：XX，总某。
委托代理人：XX，重庆XX某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X某，男，19XX某8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X某。
委托代理人：XX，重庆XX某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XX，重庆市X某X某X某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X某，男，19XX某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X某X某X，
委托代理人：XX，重庆XX某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X某、X某、X某与被上诉人X某、原审被告X某合伙协议纠纷一案，重庆市X某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8日作出(2011)津法民初字第X某号民事判决，X某、X某、X某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28日，X某通过竞价拍卖，取得了重庆市X某域的采砂权。同年12月10日，X某与重庆市X某水务局签订长江河道砂石资源开采权拍卖出让协议书，该区域的采砂期限从2009年12月至2012年10月31日止。2010年7月26日，X某与X某作为甲方，X某与X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载明，经甲乙双方协商，就X某至古家沱挖石船采沙石作业达成协议。合作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自愿将中标河段与乙方“平华号”挖石船（“平华号”挖石船由X某与X某租赁）在中标河段内共同开采作业，合作有效期为2010年7月25日至2012年10月31日。第七条约定，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均不得违约。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600000元。第八条约定，如因甲方场地无料可挖，双方在结清帐款后，协议自动终止，双方均不违约。双方还对合作中的销售分成、产生的费用、安全事故责任及协调工作等进行了约定。
2010年8月10日，X某作为申请单位填写江津区河道采砂申请表，向重庆市X某水务局提出采砂申请。申请采砂船号为“平华号”，采掘时间为2010年8月10日至2010年10月31日。后“平华号”船在规定区域进行采砂作业，X某与X某、X某、X某均按约定履某合作协议。2010年10月22日，X某以X某的名义自己书写委托书一份，并签上X某的名字。该委托书的内容为：“我与X某合伙与X某、X某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我占40%、X某占60%，现我方拟与X某、X某解除该协议，所以我委托X某代表我收取违约金。”当日，X某持该委托书与X某、X某达成解除《合作协议》的协议，并向X某、X某出具收条。该收条载明：“经双方自愿协商我方与X某、X某于2010年7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某日起协议解除。另今收到X某、X某向我方支付违约金陆拾万元整（600000元）即日起解除我方与X某、X某在2010年7月26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我方不再向X某、X某主张任何违约责任。我方所租用的……。收款人：X某2010年11月22日”。X某、X某当日便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付款600000元给X某。2010年11月23日，X某、X某向X某发出“告知函”，告知X某“因你方在前期合作经营过程中，废料船长期不能满足生产需求，……。迫于某奈，我方已于2010年11月22日提出解除双方于2010年7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的要求，因多次联系你本人未果，故于某方代表X某先生进行自愿协商，并达成了解除《合作协议》的相关事宜，同时向X某先生支付了陆拾万元（60万元）的违约金，对于某违约金的分配问题，由你与X某先生协商分割，于某方无关。……”X某收到告知函后随即告知X某、X某自己不同意解除《合作协议》，要求继续履某合同，且继续在该河段采砂。双方就《合作协议》的解除发生分歧，协商未果，X某向一审法院起诉。
另查明，X某、X某是X某工作人员。X某伪造的委托书中“X某”的签名与《合作协议》中“X某”的签名有明显差异。
X某一审诉称：2009年11月28日，X某通过投标，取得了长江过江高压线至兰家沱的采砂权。X某的代理人X某、X某以自己的名义与X某以及X某于2010年7月26日签订《合作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该协议签订后，X某租用的“平华号”采砂船即进场施工，X某于2010年8月10日以“平华号”申报了采砂申请，“平华号”采砂船在中标河段采砂至今。X某对“平华号”船在其中标河段采砂一直未作出任何反对，也按约定分得利益。
2010年11月23日，X某突然收到X某、X某发出的《告知函》，告知X某、X某和X某已解除《合作协议》。X某经了解才知道X某、X某、X某三人恶意串通，由X某伪造X某的授权委托书，恶意解除《合作协议》。此后，对方多次上船阻止X某生产，并将“鸿采号”采砂船开进采区作业，造成“平华号”无法正常生产。对方又于2011年1月25日派人强行将“平华号”采砂船毁坏后拖移出采区，其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的约定。请求确认解除《合作协议》的行为无效，判令X某、X某、X某和X某排除妨碍，恢复生产，继续履某《合作协议》。一审诉讼中，X某申请撤回判令X某、X某、X某和X某排除妨碍，恢复生产，继续履某《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
X某、X某一审答辩称：采砂权是X某依法取得，X某、X某以自己的名义与X某及X某签订、履某、解除协议。X某知晓并认可这个协议。解除协议前双方经过充分协议、沟通，X某和X某没有恶意串通。解除协议时收到了X某的委托书，并且支付了60万元违约金作为代价给X某，并非X某所述突然接到告知函。将“平华号”船拖移是因为该船开采期限截止2010年10月31日，行政机关要求X某处理，将该船拖移是合法有效的。请求驳回X某的诉讼请求。
X某一审答辩称：X某取得采砂权及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是事实，但该合作协议无效。双方只合作到2010年11月22日，次日就解除了合作。解除协议经过了双方充分协商，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解除协议真实有效。收取60万元违约金经过电话相互沟通，X某才要求委托书由X某签字，X某并未损害X某的利益。X某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X某一审答辩称：合作协议的签订、履某、解除都是X某、X某在操作，该公司知道这个事情。X某、X某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操办，因此与公司无关，要求驳回X某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X某、X某系X某的工作人员，二人以自己的名义用属于X某的砂石开采权与X某、X某签订《合作协议》。对该《合作协议》的签订，X某是明知的，后该公司又以积极的行为认可了《合作协议》。因此，X某、X某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实质是代理行为，是代表X某签订《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得到X某的认可，双方按约定履某了各自的合同义务，所以，该合作协议的甲方权利义务主体是X某。综上所述，X某与X某、X某、X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合作协议》合法有效。在履某《合作协议》过程中，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并未有约定解除《合作协议》及法定解除该协议的情形出现。解除该合作协议属变更合同的重大事项，X某、X某对X某持有的X某的委托书应负严格审查义务。X某所持的委托书中“X某”的签名与X某在《合作协议》上的签名有明显差异，X某、X某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使X某、X某误判了X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与X某单方面达成的解除《合作协议》的协议，无X某的追认，其解除协议的行为无效。X某要求确认X某、X某、X某作出的解除《合作协议》行为无效的诉请，原审法院予以支持。X某、X某、X某、X某关于某除《合作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解除有效，请求驳回X某诉讼请求的辩称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X某在审理过程中撤回请求排除妨碍，恢复生产，继续履某《合作协议》的诉讼请求，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权利，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决X某与X某、X某2010年11月22日作出的解除2010年7月26日X某、X某与X某、X某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行为无效。案件受理费40元由X某负担。
X某和X某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X某的诉讼请求。其理由为：1、解除《合作协议》前双方通过电话进行了多次联系，就解除《合作协议》事宜进行了协商，X某事前知情并同意。X某表示“只要你们有本事按合同约定拿出60万的违约款，就可以解除《合作协议》”。2、从2010年11月22日起到X某的挖石船被拖离挖采区，X某挖采砂石收入近200万元，却从未按照原来模式进行过任何分配。解除合同后X某的表现印证了他知道和同意解除合同。3、结合《合作协议》第五条和第七条分析，第七条约定的60万元违约金是解约违约金，可以通过支付该违约金解除合同。4、X某是X某的合作伙伴，同时持有其委托书，X某和X某已经完全尽到了注意义务，完全有理由相信X某具有代理权。原审判决将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扩大为实质审查义务，违背了法律规定。
X某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驳回X某的诉讼请求。其理由除了同意X某和X某的上诉理由外，还认为本案涉及的采砂权属于某公司，X某和X某在该公司不知情和未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合同，事后没有得到该公司追认，涉案的《合作协议》应认定无效。
X某二审答辩称：1、解除《合作协议》是X某、X某和X某串通所为，其告知函的记载内容表明并没有通知X某。2、X某对《合作协议》是追认了的，还为协议履某办理了相关证照。3、《合作协议》第七条的违约金不是解约违约金，而是履某违约金。4、一审没有审查《合作协议》效力，二审也不应当审查。请求维持原判。
X某二审述称：解除《合作协议》是经过双方协商了的，所支付的60万元违约金在X某手中。
本院二审查明，《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若因甲方原因造成挖石船不能正常作业（如停工等），七日内不能正常作业后，甲方补偿乙方每天3000元，依此类推。”第七条约定，“本协议一经签订，双方均不得违约。若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支付违约方违约金600000（陆拾万元整）。”另查明，X某法定代表人梁龙祥2010年6月23日因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刑事拘留。2011年6月8日，荣昌县人民检察院以认定梁龙祥构成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起诉梁龙祥。
本院二审查明其他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确如原审法院所述，虽然是X某、X某以自己的名义与X某和X某签订《合作协议》，但是他们都是X某职员，《合作协议》订立和履某的基础也是归属X某的砂石开采权，事后该公司以自己名义为履某协议办理了相关申办手续。因此，X某、X某签订合作协议的行为实质是代理X某签订合同。该合作协议得到X某的认可，该公司是合作协议的当事人。X某、X某与X某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X某主张其对《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某不知情、不认可缺乏足够的反证证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公司认为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合作协议》第五条是对“甲方原因”造成不能正常作业违约责任的约定，第七条是对双方违约的责任约定，前述两条约定内容单独或联系起来分析，都解读不出具有违约解约金的性质。因此，提前解除合同需要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或双方协商一致。
X某、X某和X某都主张《合作协议》是协商解除，因此应当证实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由于某除合同的重要性不亚于某订合同，因此应当切实取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
X某、X某和X某主张解除《合作协议》前双方通过电话协商达成了一致，但X某否认。由于X某、X某和X某不能证实电话联系的内容就是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其主张的事实依法不应认定。解除协议时X某持有的“X某”的委托书虚假，因此解除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某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该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这里并不区分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而是要求“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X某是X某的合作伙伴，但一个合作伙伴持有署名为另一个合作伙伴的委托书，并不足以证明该委托书就是真实的，在关乎解除合同这种重大事项时，相对方还应作必要的核实。因此X某、X某和X某认为有理由相信X某具有代理权依据不足，其相应上诉理由不成立。至于某们所主张的协议解除后X某未按照原来模式分配，并不足以印证或推定X某同意解除合同。
由于X某与X某解除《合作协议》未经X某同意或追认，两者解除协议的行为无效。
综上所述，X某、X某和X某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负担维持不变，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X某、X某和X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陈秀良
代理审判员章若微
代理审判员夏东鹏
二O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张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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