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MA162/2007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刑事上訴司法管轄權
案件編號：高院裁判法院上訴案件2007年第162號
（原沙田裁判法院刑事案件2006年第78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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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人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上訴人文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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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審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馮驊
聆訊日期：2007年4月3日，4月26日
判案日期：2007年5月2日
判案書
1.上訴人文某經審訊被暫委裁判官裁定一項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罪，違反《入境條例》（第115章）第17I(1)條。她不服定罪上訴。上訴人在庭上表示，她並無針對刑罰上訴。
控方案情
2.控方指上訴人僱用持雙程證留港女子李碧荷。辯方同意上訴人知道李女士為持雙程證訪客。
3.2006年7月26日清晨5時40分，兩名便裝警員（第一及第二證人）見李女士推著鐵車，載有報紙雜誌，及一張將書報回到書報社的回書單。警員得悉李女士為持雙程證訪客，由李女士帶往上訴人在附近的報攤。
4.第二證人查問上訴人，上訴人表示李女士是表妹，早上5至6時來派報紙，上訴人會請她吃早餐，及給她一點錢帶回内地。第二證人警誡及拘捕上訴人。警誡下，上訴人說：「碧荷每日都是做一個小時，我不知是犯法的。」
5.上訴人稍後簽署補錄警誡供詞。在會面紀錄中，上訴人說，李女士一有空便到檔口幫手，由7月18日起每天早上5至6時許會過來幫手，工作範圍包括運送報紙到附近店舖。她沒有給李女士工資，只是每天請她吃早餐，當李女士回到内地時，上訴人會給她300元零用錢買東西給女兒吃。她們不是親表姐妹，只是同村，但以表姊妹相稱。
辯方案情
6.上訴人爭議口頭招認及警戒供詞的自願性。
7.上訴人作供，否認僱用李女士，沒有明示或暗示給李女士一個僱傭工作。300元並非工資。李女士只是隨心幫手，有時來，有時不來。
8.上訴人丈夫盧先生作供，指上訴人及他均沒有僱用李女士。李女士隔4至5天才主動來報攤一次。上訴人每次請李女士吃早餐，但沒有給她300元。
裁判官的理由
9.裁判官裁定口頭招認及警誡供詞是在自願情況下作出的。裁判官信納控方證人，不相信上訴人及她丈夫的證供。
10.裁判官在考慮雙方是否存在僱傭關係時，參考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訴柳志惠HCMA302/2003一案，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潘敏琦的判詞的第11段：
“11.本席認為，「僱傭工作」是建基於「僱傭關係」，即一方替另一方工作時視另一方為僱主，而另一方（即被視作僱主的一方）亦承認相互的責任或義務，而且，兩人之間存在誠信責任(fiduciaryduties)，僱主亦須要有權安排﹑調配或給予指示僱員工作。”
11.裁判官在裁斷陳述書第15段說：
“15.就控方的証供，基於第一証人及第二証人的証供及警誡供詞[見証物P6]內所作出的招認，本席只可得出一個不可抗拒的推斷，被告人僱用李女士為她工作。李女士替被告人推手推車運送報紙及雜誌，是被告人的安排﹑調配或給予指示李女士的工作。李女士會在每天同時間來為被告人運送報紙及雜誌，明顯地是被告人的調配工作及安排。被告人視李女士為僱員，而李女士視被告人為僱主。”
12.原審裁判官作出一個不可抗拒的推斷，上訴人與李女士之間存在僱傭關係。
上訴理由
13.上訴通知書概指證據分量不足以構成定罪。
14.上訴人在庭上補充，李女士是她的表妹，份屬親戚，出於好心幫忙，有時到來，有時不來。她本人不知犯法、亦無心犯法，以爲幫少少時間，就不算犯法。
討論
15.根據《入境條例》第17I(1)條規定：
“任何人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為僱員，即屬犯罪，可處罰款$350,000及監禁3年。”
16.根據《入境條例》第17G(1)條的釋義：
“‘僱員’指已訂立僱傭合約，接受另一人僱用為僱員或學徒的人；
‘僱主’指已訂立僱傭合約，僱用另一人為僱員或學徒的人，亦指該人妥為授權的代理人、經理人或代理商；
‘僱傭合約’指書面或口頭、明示或默示的協議，而根據該協議，其中一方同意僱用另一方，而該另一方則同意以僱員身分為僱主服務；僱傭合約亦包括學徒合約；”
17.值得留意的是，根據《僱傭條例》（第57章）第2(1)條的釋義：
“‘僱傭合約’指書面或口頭、明訂或隱含的協議，由協議一方同意僱用另一方，而該另一方則同意以僱員身分為其僱主服務；亦指學徒訓練合約；”
該釋義基本上與《入境條例》第17G(1)中“僱傭合約”的釋義是相同的。
18.就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的罪行元素，僱用者與受僱者之間須存在僱傭合約的。而僱傭合約是否存在，應按照合約法和僱傭法而定。不過，刑事法庭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肯定僱傭合約的存在。
19.僱傭關係亦包括散工。於PoonChauNamv.YimSiuCheungt/aYatCheungAirconditioning&ElectricCoFACV14/2006（判案日期：2007年3月3日），終審法院法官李義在判詞第35段指出，當某件散工被邀約及接受時，雙方就該僱用事宜達成合約[1]。而李義法官在判詞第15段指出，即使雙方沒有提供及接受工作的相互責任，雖然那對涵括式合約的存在是致命的，但就每次僱用而達成的僱傭合約是無關痛癢的2。
20.涵括（umbrella）或總項（global）式的僱傭合約是指雙方達成大體上（overall）的合約，互雙承擔在一段時間内提供與接受工作的責任。
21.在刑事審訊中，法庭通常或者不會聽到非法協議或合約的直接證據，例如目擊證人或文某證據等，但法庭可以考慮整體證據，包括被告人的行爲，而斷定協議或合約是否存在。當然，對被告人不利的推論，必須是唯一合理的推論。
22.於Rv.IpPoFai(譯音葉寶輝)HCMA1201/1995一案，高等法院法官陳兆愷（當時所任）說：
“本席認為很明顯單憑在某地方進行工作不等同僱傭，雖然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可以作出必然（即僱傭）的推斷。”3
23.就上述葉寶輝案的判詞，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杜溎峰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訴陳素冰HCMA506/2005一案的判詞第14及15段說：
“14.…陳兆愷法官指出進行工作與僱傭有別。他的含義是進行工作是一個中性的行為。進行工作可能是基於履行僱傭合約內的責任，或基於履行服務合約內的責任，或出於義務的無償工作。陳兆愷法官繼而指出在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法庭可以作出必然的推斷進行該工作是基於履行僱傭合約的責任。
15.在一般情況下，這推斷是十分合理亦屬必然的推斷。雖然香港人樂於助人，但一般而言，一個人不會無原無故幫別人執行僱員的工作而代他賺取金錢。所以在缺乏其他證據下，法庭可以很容易作出僱傭推斷。但若案中有其他證據，如進行工作者與涉嫌僱主存在一些特別關係，如親友關係，這會為他進行工作提供其他可能的推斷，以使法庭無法作出唯一僱傭推斷。同樣，若案情披露了一些事實，而這些事實可以解釋涉嫌受僱者進行工作的原因，這亦同樣會構成其他推斷而令法庭無法作出唯一的僱傭推斷。例如，兒子幫父親送外賣，又或一名義工幫助一名患病的報販在報攤賣報紙。法庭可以作出其他推斷，但他們執行工作有可能是基於僱傭合約以外的責任，法庭便不能作出唯一的僱傭推斷。但一名青年無故替他人送外賣，法庭不難作出唯一的推斷，他執行工作是在履行僱傭合約的責任。”
24.當然，即使做工作的人與提供工作的人之間存在特殊的關係，例如親屬關係，如有其他直接或環境證據支持，僱傭關係的推論仍可成立的。
25.本席不認爲裁判官就事實裁斷犯了任何錯誤，無需干預。
26.在裁判官拒納辯方的辯解證據下，可以支持僱傭合約之推論的事實裁斷如下：
(1)由2006年7月18日至7月26日，李女士每天早上5時至6時許到上訴人的報紙檔幫手；
(2)李女士的工作包括運送報紙到附近舖頭；
(3)上訴人每天請李女士吃早餐，及到她回内地時，給她300元零用錢；及
(4)她們不是親屬，只是同村。
27.由此可見，上訴人與李女士不是親屬，李女士受上訴人指派工作，而工作已持續了相當日子。李女士替上訴人工作是有報償的，包括食物與金錢的承諾。因此，裁判官對於僱傭關係的推論是正確的。即使李女士有時來、有時不來也無衝突。
28.基於上述理由，上訴駁回。
（馮驊）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答辯人：由律政司高寶翠高級政府律師代表
上訴人：無律師代表，親自應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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