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张某。
被告上海某厂。
委托代理人苗某。
委托代理人施某。
原告张某诉被告上海某厂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邹靖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被告上海某厂之委托代理人苗某、施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诉称，其于1985年进入被告处工作，任厂经营部出纳。1998年经营部因经营不善，被告通知员工回家等待上岗通知。其于1999年1月生育子（或女），被告一直按产假待遇支付工资并至2001年6月止。后被告未再支付工资，仅缴纳社会保险费。其曾向被告负责人进行询问，答复是回家等通知。
2007年被告派员与其协商解约事宜，其要求解决数年来工资事宜后再商议解约。双方协商未果。2009年2月，其再次向被告进行询问，但依然未果。
要求被告支付2001年7月至2010年4月期间的工资人民币75,300元（按最低工资标准）。
被告上海某厂辩称，原告于1985年3月进厂工作。1996年被告处于停产状态，1998年原告回家。根据当时市府关于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相关规定，原告属应进再就业中心而未进中心人员，企业对此可以不支付生活费。鉴于1999年1月至2001年6月，原告处于生育产假期，故企业支付原告工资至2001年6月。类似原告的情况，企业可与其解约。2006年3月，托管企业与原告商议解约事宜，但双方就补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同年11月，企业再次与原告商议解约事宜，仍未果。双方因补偿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故企业未解约。2010年2月，原告来单位谈工资事宜，企业表示若确有困难可提出申请，但原告要求结算以前的生活费，双方依然未谈成。
企业不支付原告工资，符合当时政策的规定。故不同意原告诉请。
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原告于1985年3月进入被告处工作；1996年起，被告经营状况不佳；1998年起原告与众员工一起回家待岗。1999年1月原告生育子（或女），被告遂向原告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并至2001年6月止。
2006年或2007年期间，被告派员与原告商谈解约事宜，但双方就解约金额未能达成一致，致解约未成。原告待岗期间，被告一直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原告退休时（2010年4月）止。
又查，1998年前后，多数国有企业根据市府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管理、完善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的规定，纷纷成立“再就业工作中心”，对企业职工实行分流。
张某（申请人）于2010年2月22日向上海市卢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要求上海某厂（被申请人）支付2001年7月至2010年1月期间的最低生活费人民币71,460元（按最低工资标准）。该委裁决：对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裁决，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九十年代中末期，上海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面临关、停、并、转的形势，被告作为小型国有企业，同样遭遇企业停产的境遇。原告主张一直以来多次向被告要求工作，但被告始终要求其等待通知，对此说，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且依据当时的社会形势，被告不能为员工（包括原告）提供劳动条件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所致，且这一情形十余年来未曾改变过，原告对这一社会形势应当是明知的。原告是被告（国有企业）的固定制职工，由于被告生产经营发生变化，被告对企业全体职工实行分流，这是市政府为保障国有企业职工基本生活所采取的举措。原告从1998年起即未再为企业提供劳动，按当时政策的规定，原告可以进入再就业中心，但事实是原告并未进入再就业中心。鉴于原告1999年1月起处于生育子女的特殊阶段，因此，被告按规定给予原告享受相关的福利待遇，即向原告支付生活费至2001年6月。嗣后，在原告特殊保护期终结时，被告视原告不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对原告实行保留劳动关系、代缴社会保险金、不支付生活费的方案，此举并无不当。工资，应当是劳动者付出劳动的对价，原告没有付出劳动，自然不能获得劳动报酬。因此，原告主张2001年7月起的最低工资，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元由张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邹靖宇
书记员金佩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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